求学之路
陈祎因为志向远大，而使得郑善果“深嘉其志”破格录取，在洛阳剃度出家，受十戒，成为沙弥。
沙弥是个外来词，指七岁到二十岁之间受过十戒但是还没有受过具足戒的初级出家僧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和尚。按照佛教的说法，儿童七岁有能力干驱鸟工作，这时就可以度为沙弥，叫做驱乌沙弥。十戒就是对沙弥所作的戒律，也叫做沙弥戒，共十条。分别是：
第一条，不杀生。“生”不单纯指人，而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包括水里游的比如微生物，身上爬的比如虱子，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都算。所以僧人喝水都必须是“纯净水”，“农夫山泉”也要经过过滤才能成为僧人的饮用水。身上爬的虱子，比如道宣，就持戒严明。虱子在身上随意游走，眉头都不带皱。这事传到了印度，有个叫无畏的僧人就不相信。专门从印度跑到长安来，就为确认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终于有一天无畏和道宣谈论中国戒律和印度戒律有什么不同的时候，道宣就从怀里就摸出一个虱子来。喝的饱饱的，身体鼓胀鼓胀还发亮。这下无畏高兴了，我看你怎么办。道宣怎么办呢？左顾右盼，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始终没有把这个虱子扔在地上，也没有碾死。而是找了一个手帕把虱子包起来，放在地上，说“这虱子虽然无知无识，倒也有情有欲，或许还有佛性。”这下无畏就佩服了，五体投地，“法师持戒精严，果然名不虚传，佛门有你这样的弟子，佛法肯定永世流传。”
李叔同先生持戒也相当严明，据丰子恺先生说，法师每次到他家坐藤椅之前都要抓着椅子轻轻摇一摇。丰子恺说他起先不敢问，后来每次如此，就问。一问才知道“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他们走避。”这就是第一条，不杀生。不管你看见还是没看见，都不能杀生，不能造成实际伤害。
第二条，不偷盗。古代偷和盗是两个概念，偷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拿取，盗就属于暴力掠夺，是抢的意思；
第三条，不淫。这条戒律，僧人和居士是不一样的，僧人是“不淫”，居士是“不邪淫”，区别就在于一个“邪”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居士可以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但也仅限于此。不能有不正当的性行为；
第四条，不妄语。不妄语不是不说谎，而是以不造成实际伤害结果为准。以结果为导向，以利己还是利他为判断标准。比如说，一只受伤的野鹿跑过来，猎人问去向，僧人却指向另外一个方向，这就不是妄语，不但不妄语反而还有功德，因为做了两件善事，第一，保护了野鹿不被伤害，第二，保护了猎人不实施伤害。所以这就不是妄语。而且按照佛教的说法，在菩萨戒里，为了利益众生，菩萨甚至可以杀人，可以偷盗，也可以邪淫，但是必须明确它的前提就是没有丝毫的利己之心掺杂在其中，是为了众生的利益；
第五条，不饮酒。因为酒能乱性，有些人喝了酒胡说八道，触犯第四条；有些人喝了酒乱“性”，触犯第三条。所以佛教说此五条“前三防身，次一防口，后之一种通防身、口，护前四戒。”就是说前三条是防身，防止身体做出违戒的事情，也防止做出违戒的事情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第四条“不妄语”是防口，防止祸从口出，出言不逊，污言秽语。话不能乱讲，乱讲话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对佛的不尊重；第五条“不饮酒”则是防止前面四条的，一喝酒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前四条就无法保证，所以不饮酒。那你说我喝一点点，就一杯不喝醉可不可以？不可以。戒律说的很清楚是“不饮酒”，不是“不喝醉”。不饮酒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点都不能喝，包括任何酒。这就像贪污一样，你不能说我就贪了一分就不是贪，贪一分也是贪，这是性质问题，不是定量问题。
前五条把第三条改为“不邪淫”就是居士戒，也叫做五戒。五戒是居士受的戒律，居士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相对比较自由，可以舍戒。比如有一天你想炖个鸡汤喝，想吃个武汉鸭脖子，怎么办呢？你只要对任何一个人声明我放弃持戒就可以了。但是不能破戒，破戒是你没有声明你舍戒却要喝鸡汤，这就不可以。破戒是要受到惩罚的。
第六条，不涂饰香鬘（音mán）：不能涂脂抹粉，喷香水，搞化妆，搞的浓妆艳抹；
第七条，不视听歌舞：不能搞文艺活动，比如说你想看个超女，想看个快乐男生，那不行，因为僧人要清心寡欲；
第八条，不坐高广大床：这里的床是指禅床，明明一个单人床就够了，你偏要搞一个双人床，那就不行。不能浪费，不能奢侈，不能享受过于豪华的物质生活。奢侈本身也是一种浪费；
第九条，不食非时食：什么叫“非时食”呢？就是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你就不能再吃饭。也叫“过午不食制度”。僧人不像我们一日三餐，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按照佛教制度和传统习惯，僧人一般只能在一天的中午吃一顿饭，要是错过了怎么办？能不能补呢？对不起，不能。可以喝一点汁水，也就是果汁类饮料，这就叫做“过午不食”。原因是一方面利于修行，另一方面因为僧人是吃斋饭的，如果你的进餐次数多了，施主们就要施舍的多了，这也是为了减轻寺外信众的经济负担。当然后来中国汉族的禅宗就没有这么严格了，因为禅宗僧人自己是要参加体力劳动，自己生产，自己食用，自给自足，所以一天吃一顿肯定不行，体力不支，还要吃晚饭。
第十条，不蓄金银财宝：僧人要清心寡欲，断绝财务，怎么能蓄财呢。钱财乃身外之物，金钱是罪恶之源，所以拒绝金钱与恶来往，就是拒绝作恶的机会。
这就是沙弥的十戒。陈祎这个时候受的就是十戒。从此十三岁的陈祎便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这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名字，玄奘。被国家登记在册，持有出家许可证明，上书：
僧玄奘，洛阳净土寺。
然后加一官印，盖一大红章，这就是玄奘的“僧”份证，算是上了户口，有了证明，正式出家，国家认可，法律保护。
玄奘一出家，就首先接触了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佛性问题。学习了佛教两部最重要的经典：《涅槃经》和《摄大乘论》。
什么是佛性问题呢？就是人能不能成佛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佛教徒修行的目的就是成佛，而能不能成佛首先是有没有佛性，所以这个问题就关系到佛教徒将来的幸福，是他们最终将走向哪里的问题，能不能到达那彼岸到达那西方极乐世界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你不讲清楚，就等于没有给信徒们一个交代，你不让他们幸福，那他们也不会让你幸福，你不让他们到达极乐世界，那这个事就没完。任何事情你想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就要让他们看到希望，没有好处谁都不干。即便渺茫也总比没有好。人能不能成佛我不知道，人能成精。所以季羡林先生说“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就如同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讨论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多少天使同样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然而，在佛教徒看来，这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为了麻痹善男信女，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手中的经济，必须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必须给以回答。”
《涅槃经》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涅槃经》的中心教义就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往无有变易”，是如来生前所讲的最后一部经书，可以讲是现身说法，因为讲完这部经书之后如来就涅槃了。什么是涅槃呢？就是圆寂，灭度，死亡，但是又不是一般的死亡。因为佛教讲灵魂不死，讲轮回，讲苦。所以一般的死亡灵魂还要轮回，还要重生为人，继续忍受这俗世间的烦恼。而涅槃不一样，涅槃是大圆寂，大灭度，灵魂不需要再轮回了，到了极乐世界成佛了。所以涅槃就可以看做是成佛的一种经历，到达极乐世界的一种方式。玄奘十三岁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一命题。玄奘出家这一年正好有景法师讲《涅槃经》。
虽然《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但是关于是否一切众生都毫不例外的能成佛的问题，并没有说的很清楚。因为有佛性和能成佛是两个概念。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很聪明，但是聪明和能成功两个概念，不是说你聪明就一定能成功，聪明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还有努力。同样有佛性和能成佛也是两个概念，有佛性说明你潜力，但是如何能成佛，如何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涅槃经》并没有说的很清楚，至少当时是这样子。而这个问题就留给了玄奘。所以在玄奘正式出家的这一年，其实已经为他以后的西行埋下了一颗种子。
紧接着玄奘又跟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把当时大乘佛教所有教义汇集起来的一部佛学经典。大乘佛教是区别于小乘佛教的一个佛教派别。乘的意思是指运载工具，大乘就是大的乘载工具，大船；小乘就是小的乘载工具，小舟。
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佛教内部就开始出现分化，原因是大家对教义理解不一样。而且释迦牟尼生前传法只是口述，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就更容易出现分歧。后来的文本记载实际上都是佛陀的弟子们聚集起来，集体忆诵，以讨论的方式收集起来的，历史上叫做“集结”。所以这就不可避免的有不同看法，各执一词，先后产生了不同派别。后期派别为了区别原始派别，就把自己说成是大乘，把原始派贬称为小乘。但是这是大乘一厢情愿的说法，“小乘”们并不接受。比如现在的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他们就不接受小乘的说法，自称为“上座部佛教”。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继承了释迦牟尼的理念，保持了早期佛教的精神面貌。这个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能把自己定义成正派，然后就说别人是反派，这就不对。今天的佛教史上大乘和小乘，只是沿用历史说法，并不存在褒义或者贬义。
大乘和小乘的区别首先就在对释迦牟尼的认识上，小乘认为释迦牟尼是人，是一个彻底觉悟的智者，是教主兼导师；但到了大乘这里，释迦牟尼就摇身一变成了超人，法力无边，成了神仙，全知全能就跟上帝似的。这就是大乘和小乘首要区别，在对释迦牟尼的认识上，小乘偏于无神论，大乘则是无限神化。
其次，在对佛的认知上，小乘们认为佛是智者，只有一个，那就是释迦牟尼，不可能有第二个，也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佛；但是大乘们认为佛有无数个，释迦牟尼佛只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三世（过去、现在、将来）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就有无数个佛，释迦牟尼本身就有无数的化身。
在修行方面也有所不同。小乘们主张通过戒、定、慧获得觉悟，也就是通过守持戒律，修习禅定而获得智慧。小乘们讲求自度，追求自我解脱，他们的修行是自己的事；但是大乘们认为修行不能只是自度还要度人，普度众生。怎么普度呢？那就必须走出去，建寺院，办庙堂，把佛请出来让大家礼拜，所以大乘们就盖起了庙堂，办起了寺院，开启了讲法。把大家都到寺院里礼佛，最终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而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也是大乘们首先提出来的。传入中国的佛教也以大乘为主。
《摄大乘论》就是这样一部把当时所有大乘教义集合起来的佛教经典。所以这部经典就决定了玄奘以后的学习是以大乘为主。
没有什么成就不是努力来的，天上掉馅饼的事也轮不到咱们。《慈恩传》记载玄奘学习《涅槃经》的时候“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学习《摄大乘论》的时候“爱好愈剧”，结果是“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这两部重要经典，玄奘都彻底领悟。很多人就不相信，说你一个十三岁的小和尚能理解什么呀，我们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搞懂，你能搞懂，不相信。让玄奘登台复述，结果玄奘讲的阴阳顿挫，逻辑清晰，微言大义，几乎和老师讲的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下这个被郑善果破格录取的保送僧在洛阳这样一个高僧云集的地方名声传开了。
从此玄奘在洛阳游走于各个道场之间，研读经典，听经受业，明辩微义，这一待就是六年。六年的洛阳生活，让玄奘有了非常浓厚的洛阳情结，具体的说是故乡情结和京都情结。
洛阳这个地方对玄奘来说，第一，是父母之邑，有感情，从祖父陈康起就在这里生活，根之所在；第二，是出生之地，有回忆，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忆之所在；第三，是事业之地，出家剃度就在这个地方，业之所在。所以洛阳这个地方对玄奘来讲有非常浓厚的感情，这就是故乡情。
洛阳不光玄奘是故乡，也是隋朝的京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样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京城就是一个皇帝想要什么就得有什么的地方，是一个举全国之力建设的地方，别的地方再烂，首都永远是最好的，这是首都地区的特有现象。
杨广一开始就在洛阳建了四个道场，广召天下名僧，用最好的硬件设施和最好的师资力量。比如讲《涅槃经》的就是四大道场的首席法师之一慧景法师。政府的支持和名僧的聚集所带来的是佛法繁荣。这是皇城特有的现象，这种首都地区特有的景象给玄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在后来到其他地方表现的更加明显。这就是皇城情结，只有皇城才有最好的弘扬佛法的环境，才是最好的弘扬佛法的地方。
而皇城也往往是必争之地，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是以他首都地区的攻陷为标志的。公元618年的隋朝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人民都没有什么吃，还有人发国难财的社会，“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没有活路，没法生活。到了什么程度呢？“民始采树皮叶，或捣稿为末，或煮土而食之”最后没得吃，吃什么呢？吃人。“诸物皆尽，乃自相食。”所以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他不倒掉才怪，不倒那才叫没有天理。一个社会的出路，首先是人民的出路。不给人民活路那你就没有活路，这叫自绝于人民。
得罪了人民，神仙也保不了你。这样一个社会他差什么呢？就差“陈胜吴广”了。终于，各地起义不断。公元618年，瓦岗军攻陷洛阳东北的兴洛仓，与隋军展开了争夺洛阳的大战。洛阳这个隋朝中心，也随即陷入争战之中。这也应验了佛教的因缘之说，人的造化是自己修来的。做了坏事即便拜再多的菩萨也是没用的，因为菩萨自有公理。什么都答应就等于什么都没有答应。不信你看：
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在沙漠中，走着走着，发现一瓶子，打开，里面飘出一个人来，说：“我是神仙，我能满足你们每个人三个愿望！”
美国人先说。美国人说：“我要钱。”于是美国人有了钱。
美国人又说:“我还要钱！”于是又有了钱。
最后美国人说:“把我送回美国！”于是美国人带着很多钱回到了美国。
轮到法国人了。法国人说:“我要美女！”于是法国人有了美女。
法国人又说:“我还要美女！”神仙也满足了他。
最后法国人说:“把我送回法国去！”于是法国人带着美女回到了法国。
神仙把法国人送回国后问中国人要什么。中国人说:“给我来瓶二锅头。”神仙给了他。
喝完之后，神仙问他第二个愿望是什么。中国人说:“再给我来瓶二锅头！”
喝完之后，神仙问他第三个愿望是什么。中国人说:“把那俩给我叫回来！”
法国人和美国人气得不得了，但又无可奈何。
三个人又继续走，走着走着，又发现一个瓶子，打开，里面飘出一个人来，说:“我是刚才那个神仙的徒弟，法力没有他高，所以只能满足你们每个人两个愿望。”
法国人和美国人合计认为让中国人先说比较好，免得一会又被他弄回来。
中国人说:“给我来瓶二锅头。”神仙满足了他。
法国人和美国人催促中国人赶快把第二个愿望说出来。
中国人喝完二锅头后不急不忙地对神仙说:“行了，没事了，你走吧 。”
美国人和法国人气呼呼的跟着中国人继续走，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瓶子，打开瓶塞后又飘出一个人来，说:“我是刚才那个神仙的徒弟的徒弟，我只能满足你们每个人一个愿望！”
美国人急忙抢着说:“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中国人了。”神仙说:“好的。”
然后转头问法国人：“你呢？”法国人急忙说:“我也不想见到那个中国人了。”
神仙说:“好的。”然后转头问中国人：“你呢？”
中国人说：“他们说的都不算。”
于是乎美国人和法国人咬牙切齿的跟着中国人，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瓶子，打开瓶塞后又飘出一个人来，说:“我是刚才那个神仙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我只能满足你们三人一个愿望！”
美国人和法国人异口同声的小声说：“那个中国人说的什么都不算。”
神仙说：“好的。”于是乎转头问中国人：“你想说什么呢？”
中国人说：“让他们都回去吧，别跟着我受罪了。”
这就是什么都答应的结果。什么都答应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答应，回到起点。因为人的需求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作为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神仙来说，他不会什么都答应。他要有自己的原则。一个没有原则人肯定不是一个好人，一个没有原则的神仙也肯定不是一个好神仙。要是得罪了人民，神仙也无能为力。自己种的恶果只能自己吃。
在这次起义中，李氏家族揭竿而起，李渊父子占据长安。
洛阳陷入战乱，义军也不是个东西，“入东都，俘掠居人，烧天津桥。”结果洛阳也待不下去，玄奘只能选择离开，去哪呢？长安。为什么是长安呢？按照玄奘的说法是：“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今闻唐王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这是什么？识时务，不迂腐。待在这里只能是“守而死也”。
所以，公元618年，玄奘和长捷法师离开洛阳奔赴长安，住在长安庄严寺。
但是长安虽好，也不是玄奘的理想之地。李渊虽然名义上建国，天下仍然处于混乱之中，所以李渊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巩固政权，扩大战果，统一天下，稳坐江山，而不是搞什么文化产业。他才不关心你庙里面有没有僧，他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拥有天下，所以长安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也是战马飞驰，战报频传，是“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所以长安并不像玄奘想象的那样子，他只能是感慨一下，重新上路。上哪呢？四川。当时的四川，在隋末战乱中相对太平，国内高僧大德纷纷游走到了成都，成都就成了一个佛法中心，法事盛行。
所以玄奘马上跟兄长建议：“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可见玄奘目标之明确，他并不是想找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想找一个立业之地。第一次到长安没做太久停留玄奘就南下四川，路线是经子午谷，越秦岭，然后抵达成都。
在经过汉川的时候，遇到了空、景两位法师。景法师就是洛阳四大道场首席法师之一讲《涅槃经》的慧景法师，空法师也是道场的一位大德。这次见面的场景《慈恩传》说是“相见悲喜”。喜什么呢？喜相逢。悲什么呢？悲在这种地方相逢，悲时局混乱，法事萧条。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这种局势下，谁还想着能见到谁呀，但是就见到了，喜，但是喜的背后就是悲，为什么喜就为什么悲，所以“相见喜悲”。据记载，玄奘又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天天向这两位高僧大德学习请教，然后又一起向成都进发。等到达成都的时候，那已经是“大约在冬季”。
玄奘一到四川，就抓住一切机会向各位高僧大德学习请教，先从宝暹 学《摄大乘论》，又跟道基学《毗昙经》，后又从道震学《迦延经》，宝暹和道基是洛阳四大道场的首席法师，道震也是高僧大德。对于玄奘的学习，《慈恩传》的记载是“敬惜寸阴，励精无怠”，正是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使得玄奘“二三年间，究通诸部”，得到了蜀地高僧大德的一直好评，道基就夸他说“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就是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像这么聪明的孩子，而且不止一次的夸。为什么呢？第一，玄奘有才；第二，玄奘有德。德才兼备，优而不骄。而这个时候玄奘只有20岁，一个20岁的年轻人能得到道基这样一位高僧的多次褒奖，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玄奘在四川这个地方名声大振。
公元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对玄奘来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因为这天玄奘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规定，已经受过十戒，年龄满二十岁，学业有成的僧人可以受具足戒，这就表示你由一个普通僧人晋级为高级僧人，持有本科学历。具足戒也叫大戒，是比丘，比丘尼应受的戒律，这是佛教最全面的戒律，比丘有250条戒条，比丘尼有348条戒条。
受戒仪式大概是这样的。由三位法师和七个证人带着受戒人到传戒地点，这叫做“三师七证”。三位法师，其中一位负责作法，叫做“教授师”；一位负责剃发，叫做“摩羯师”；一位负责受戒，叫做“得戒师”。七位证人作为公证人员证实这一仪式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首先由受戒人表明意愿：我自愿加入某某集团，比如说我自愿加入僧侣集团。然后由摩羯法师用庄重沉稳的语调宣读戒律：“终身不杀生。做得到吗？”
“做得到。”
“终身不偷盗。做得到吗？”
“做得到。”
……
所有的250条戒律宣读完之后，由摩羯师向众人提问“受戒人玄奘自愿加入僧团，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叫做“一白三摩羯”，一白就是“某某加入僧团”，三摩羯就是问“大家有没有意见”连问三次。如果没有意见，那我现在宣布“僧玄奘正式加入僧团。下面颁布戒牒。”
戒牒由政府印制，寺院发放。公元620年已经是唐朝的天下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政府是唐朝政府。戒牒上写明：
姓名： 玄奘
戒名： 具足戒
时间： 唐高祖武德三年
地点： 成都空慧寺
然后三位法师和七位证人在戒牒上写上自己的姓名，传戒和尚谁谁谁，证戒师谁谁谁，教授师谁谁谁等等，最后由宗教团体及其负责人签字盖章。这就是戒牒。是僧人的身份证明，戒牒制度一方面利于当局对僧人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也便于寺院对僧人接待。僧人要到其他寺院，首先要出示戒牒，证明有效身份。同时也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册子，后面有戒条，便于僧人自我约束，严守戒律。这个过程就是具足戒。
但是戒不白做，仪式不白举行，要交钱的，叫做戒金。因为剃发受戒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不是每个寺院都有资格设立戒坛。一般是各地僧徒集中到某一指定寺院去举行剃发受戒的仪式。费用自理，要求受戒人自带衣被、戒金、钵盂这些必需品。戒金主要用于戒堂的灯烛香花，戒牒等开支。比如清朝的时候就必须交银子一两五钱三分，交纳戒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是考察信徒受戒之心是否真诚。戒金必须由僧徒亲自化缘而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朋友资助是不行的，或者你家里有钱也不行，必须由施主施舍而来。
公元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二十一岁的玄奘，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
按照佛教仪规，受大戒之后的比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学习戒律，所以玄奘在成都一方面学习戒律，一方面学习经典 。
这就是玄奘国内行的第一段旅程，始洛阳，到长安，翻秦岭，过汉川，抵成都。努力成就了名望。在四川这段时间，玄奘和长捷法师获得了非常大的声望，成为当地的地方名人，当地政府的说法是“陈门双翼”，《慈恩传》的记载是“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
按理来说戒也受了，名也有了，功成名就。四川这个地方又是天府之国，是不是该留下来，作为一个地方名人享受在这里的崇高待遇。长捷是这么想的，长捷认为留下来的好处实在太过明显，没有理由要走，应该稳定下来。但玄奘不这么认为。玄奘还要游走。去哪里呢？长安。为什么呢？第一，蜀中已经学无所学；第二，长安有更大发展空间。有了本科学历，他还想考个研究“僧”。
而且玄奘对名与利根本就不在乎，他不计个人得失，淡泊名利。我们来看玄奘在成都的这几年都在干什么呢？“敬惜寸阴，励精无怠”，根本就没有想过名与利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只是一个附加产品，不需要去想它。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不想钱钱就来了，不想名名就到了，事情做到了该有的就都有了。不要整天把名利声望这些东西当作追求，这些东西不值得成为追求。事情做好了自然会来，功到自然成。相反，整天想着这些东西，反而影响工作质量，为名、为利和为自己的志向做出来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玄奘这样学习的结果是“二三年间，究通诸部”，蜀中已经学无所学了。对于一个好学的人来说最怕就是学无所学，没得学。所以他“更思入京询问殊旨”。但是这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长安有“法事”吗？不就是因为长安“未有讲席”才“游蜀受业”来的成都吗？你回去干什么呢？
此一时，彼一时。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别说一个城市经过几年的发展。当年长安“未有讲席”，有客观原因，完全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因为那是一个动乱年代。现在唐朝已经建国六年，各方叛乱已经基本平定，游走各方的高僧也已经定居长安，文化产业也已经被提上日程，长安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化城市。这其实也源自玄奘心中的皇城情节。洛阳给玄奘留下的印象就是首都地区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地位，无论从藏经量、名师数量还是影响大小、文化氛围都是其他地方所不能相比的，包括成都。要真正的有所成就，就要上京城。
所以两个人的水平高低马上就体现出来了，一较高下。所以《慈恩传》对两个人的评价：，如果论讲经论义，俩人差不多，（“至于属词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无愧于弟。”）但是要比起志向来，就没法比了，“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纮，穷玄理，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隤纲，苞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对万乘而节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也。”其实玄奘要的东西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意欲远绍如来，进光遗法。”所以玄奘要上京城。
但是这个想法，首先就遭到了长捷的反对。长捷说：我们从洛阳上长安是因为“丧乱若兹”，从长安下四川是因为“此无法事”，你现在从四川上长安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成都，要多好有多好，要多安定有多安定，你追求法事也有法事。事业也好，生活也好不错，你为什么要离开？长捷的意见是劝玄奘能够留下来过安定的生活，不要“北漂”。长捷这是关心。
但是关心有时候其实就是阻拦，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想当然的以为这是关心，实际上是吗？不一定。
奋斗还是安定，北漂还是思蜀，自我实现还是听兄长说劝。玄奘早就有主意了，十三岁他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一个人的可贵就可贵在他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梦想。常立志不如立长志。
但是兄长挽留，怎么办？“乃私与商人结侣，泛舟三峡，沿江而遁。”私自出发，不辞而别，走自己的路，让哥哥说去吧。原因是一方面是长捷挽留，另一方面是离别苦痛。结果这一别，竟成了“永别”，俩人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玄奘圆寂后二人才相邻而葬，不知道天国中兄弟俩人又会说些什么呢。
公元623年，玄奘乘坐商船，与商人结伴，离开成都，前往长安。
僧人和商人的关系由来已久。商人在佛教史上扮有重要角色，并有重要意义。比如释迦牟尼一成佛，首先就接受了大富商给孤独长者送给他的一套别墅。佛教的传播也基本上就是按照商路传播。所以商人和僧人的关系就非比寻常，他们通常是结伴而行。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僧人为什么选择与商人为伴；第二，商人为什么愿意让僧人跟着。任何一方不愿意这个事情都不能成。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僧人为什么要与商人结伴，四点原因：
第一，有安全感，解决人身安全问题。商人出行的时候一般都是商队，人数众多，为了保护财务，也雇有护卫和保镖，这样就能防止野兽攻击和劫匪抢劫。所以僧人跟商人在一起有安全感。佛教中就有很多记载说僧人因为没有与商人结伴，而被抢劫了的。
第二，有饭吃，解决温饱问题。商队出行一般都带有充足的食物，而且僧人吃的不多，“过午不食”，所以不会让商队有太大损失。基本上有商人一口饭吃，就有僧人一口饭吃。
第三，有房子住，解决住房问题。
第四，有车子坐，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商队为了赶时间，一般都有车队，船队，和明确的行进路线，所以僧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去向，搭便车。
这几点其实就是解决了僧人出行时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和一个身家性命的根本问题，所以商人是僧人的最佳伴侣。佛典甚至有规定说比丘尼外出旅行，必须有商人为伴，没有商人伴侣，就不许除外旅行。那么没有商人，与和尚一起外出可不可以呢？不可以。明文规定，比丘尼不得与比丘同行。对此季羡林先生就有一个问题说“佛祖和他身后那些佛教掌权者何以对自己的和尚这样不信任，而对俗人商人有这样信任，我们今天非常难以理解。”
那么商人为什么愿意让僧人跟着呢？季羡林先生的问题是“为什么视财如命的商人单单对一个他们丝毫也不了解的、乞丐一般的出家苦行僧竟会这样大方，这样尊重，这样抱有好感。”答案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援。
第一，僧人可以帮助商人“合理”避税：僧人是不用赋税的，所以每到关口的时候，商人就把商品交给僧人，这样可以“合理”避税，季羡林先生说是“走私漏税”；
第二，僧人戒律严明，值得商人信任：比如戒律规定，僧人不得藏匿金银，不得贪恋钱财，这就让商人相信僧人没有歹心；比如戒律规定，僧人不得做生意，做买卖，这就和商人之间没有竞争关系，不存在争利行为。所以商人就可以放心的让僧人跟着；
第三，僧人对商人尊重。佛教中很多规定明确指出僧人如何与商人相处，比如大小便，事先要跟商人打招呼，不能让人家以为是贼，高喊捉贼。方便的时候，也要先判断风向，到下风口去方便，不得在上风，否则熏到商人不好。如果是坐船出行，想要方便，要先放上一块木板，粪便先堕木板上，然后堕水。如果没有木板怎么办，用厕草，或着瓦器之类的，垫上，包起来，完事之后，弃之。所以僧人与商人在一起，首先要照顾到商人的感受。
第四，也是寻求一种心理寄托，祈求佛祖保佑。所以商人与僧侣结伴实际上是互惠互利。
玄奘就是与商人结伴，“泛舟三峡，沿江而遁”。这一“遁”就遁到了“荆州天皇寺”。
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夏，玄奘到达荆州，挂锡天皇寺。
这一到来所带来的是什么？名人效应。本来就“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吴就是指江浙一带，蜀就是四川，荆楚就是湖北。本来就“湖北人民欢迎你”，在荆州的时候就伸长脖子望着成都，翘首以盼，你不来都想去看你呢，结果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一来就带来了名人效应，带来了“湖北欢迎您”。这下荆州热闹了，文化圈沸腾了，圈里圈外的人都来瞻仰这位文化名人，这位二十四岁的高僧，一睹风采。不光当地人民夹道欢迎，当地政府也高度重视。当时的荆州地区最高长官汉阳王李瑰，听说玄奘来了，非常高兴，马上就去拜见玄奘。诚心诚意的邀请玄奘讲法。受汉阳王的邀请，当地政府的委托，本着弘扬佛法的志向，玄奘就在荆州做讲演。一讲就从夏天讲到了冬天，从《摄大乘论》讲到了《毗昙经》，“自夏至冬，各得三遍”，场场爆满。汉阳王更是带队前往，所有官吏集体授课。讲的是汉阳王拍手叫好，“称欢无极”，人民群众称赞叫绝，“更有触动心灵者，悲不自胜。” 场面不比现在的明星偶像差，玄奘也是有很多粉丝的。
就连荆州地区最德高望重的智琰法师也是玄奘的铁杆粉丝，智琰听完玄奘的讲法之后，激动的不得了，说像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还能遇到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我真是太有幸了！说完就要拜玄奘为师。这是对知识的尊重。你要知道当时玄奘才多大？二十四岁。智琰法师多大？六十岁。一个六十岁的高僧向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拜师，这本身就了不起。我们说玄奘值得敬佩，智琰法师也值得称赞。这是一位顶级大师对一位少年的最高褒奖。可见玄奘讲法的轰动。
讲演之后，汉阳王亲自为玄奘举行了招待会，施给玄奘的物资据《慈恩传》的记载是“亲施如山”，但是玄奘都一无所取。
公元623年冬天，玄奘离开荆州，继续北上，边走边学，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从慧休法师学习《杂心论》，在赵州从道深法师学《成实论》。
至此，玄奘越来越接近京城长安。但是长安真的就像玄奘想象的那样吗？长安就真的是佛法繁荣吗？这种繁荣的底下又有怎样的暗藏漩涡，这种发展的背后又怎样的暗藏杀机。这个时候的长安正在遭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洗礼。佛教能否在这场文化革命中，求得生存。这场争斗中，谁胜谁败，玄奘的事业能否继续，不得而知。
事情要从公元621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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