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佛难
公元621年，唐高祖武德四年，玄奘正在成都空慧寺潜心研习佛法。武德四年的成都，看似平静，佛法讲演一派繁荣。可京城长安，一场悄无声息的生死之争才刚刚上幕。虽然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其意义深远，影响之大，不比任何。这场争斗如果结果稍有不同，历史将被改写。刚开始是一个政治话题，朝堂之中的事，后来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国家大讨论，成了一个社会话题，上至官府，下至民众，无不关注。
公元621年，六月，唐京城长安，太史令傅奕上疏，请废佛法：：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狡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随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狡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傅奕辟佛 ”。来势汹汹，观点突出，立场鲜明，势不两立。傅奕的说法主要是三个代表，两大阵地，一个解决方法。
第一，代表炎黄子孙，保护民族文化，坚持中国学术传统：按照傅奕的观点，佛教不姓“汉”，不姓“华夏”，不是我“中华”所有，它在哪呢？在西域，“佛在西域”。这是中国传统宗教，尤其是道教对付佛教这个外来和尚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我是土生土长的，我是民族的，民族的就应该得到保护，它不是，它是外来的，外来的就应该受到排挤。这招非常厉害，也最容易奏效，有时候一招制敌。所以傅奕一上来就首先排外，划清界线，正本清源。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炎黄子孙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坚持中国学术传统的民族心，所以中国古人就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我们是中国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就要信“黄老”，黄皮肤的太上老君，不要去信那个外国的长鼻子外国老道“黑释”，黑皮肤的释迦牟尼。关键是他说的话你都听不懂，“言妖路远”，你怎么交流。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讲汉语，满嘴“胡话”，你信他干吗？！不是中国人哪能做中国事。傅奕这张牌打的很漂亮，但是有问题，中国人也不一定都做中国事，不然汉奸是怎么来的，多少年来我们就一直在窝里斗，搞内战吗，自己人杀自己人吗。外国人也可以是国际友人嘛。而且问题是你打着民族牌，做了什么民族事，这是关键问题。“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旧是中国心”，而且信仰可以无国界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傅奕这招很厉害。
第二，代表儒士，保护儒家纲常，维护封建秩序：按照傅奕的说法，佛教是什么呢？教人“使坏”、破坏“纲纪”、有违“常理”。为什么呢？因为不忠不孝，“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削发本来就不应该，削了头发没礼貌就更不应该了。见了父母就拱个手，见了君王就作个揖，这在古代不是礼貌问题，是罪刑，不敬罪。因为这是封建纲常，儒家伦理，社会统治的基础。制度不能坏，纲纪不能乱，否则就是动摇国本。
但是这在我们现在看来问题不大，比如说头发，那造型就多种多样，洗、剪、吹、卷那是自由，可是古人不一样，“身体发肤，授之父母”，“头”等大事，动不得，当然脱发另当别论。不光头发，现在整容的都很多，鼻子低了，垫点，眼睛小了，割点，这是一种“自由”，虽然有时候也是一种“需要”。但是古人没有这种“自由”，也没有这种需要，当然也不存在这种科技，画皮只是鬼神故事。再比如说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别说拱手，不“伸手”就不错了，拱个手那已经是客气了，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和孩子做朋友，这是一种教育理念。但是古人不一样，封建时期的人不这么认为，他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节，不能没大没小。君臣之道，父子之礼，马虎不得。因为华夏之地，自古就是一个王权（皇权）至上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和尚算什么呢？游离在纲常之外，居庙堂之高，却处江湖之远，怎么对它定位，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傅奕说他甚至怀疑这是一帮好吃懒做，不想孝敬父母的人假托胡书故意整出来的一套，教人不忠不孝，为什么呢？胡书你不懂啊，他们想翻译成什么样就翻译成什么样。而且傅奕在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当然这点就纯粹是傅奕自己的猜测了，这个猜测虽然很小人，但不是没有他的根据的，因为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傅奕就用现象推测他的动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干的。不光教人不忠不孝，也给了这些人一个不忠不孝的机会，有违于儒家常理，削发判亲，弃父母之发，去君臣之章，实在是大逆不道。
但是傅奕这里讲的忠孝只是形式上的忠孝之道，而且还只是儒家形式上的忠孝之道，并未涉及忠孝的内涵，也可能他不了解，或者不愿意说。因为佛教不是不讲忠孝，佛教也讲忠，也讲孝，也讲它的君臣之道，有它的忠孝之礼，只是表现形式跟傅奕所要求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同样的东西他表现有很多形式。大概在傅奕看来，他很注重这种形式的忠孝，而这种形式的忠孝恰恰不是佛教的表现形式，所以说“不忠不孝”。这是什么？这是保护儒家纲常，维护封建秩序，而这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因为孔子治国就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结果是国将不国。所以即便是崇佛的隋炀帝，他对佛教“不行君臣之礼”这个规定也不太满意。公元606年，隋炀帝下诏要求“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行君臣之礼。但是因为沙门明瞻等抗诏不从，而没有下文。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个社会就坏了。
第三，代表政府，保护生产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剥削基础：一个人一旦出家就不再从事生产，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傅奕的说法是“游手游食”，不干事，对社会也没有贡献，剃个头发，就可以不行君臣之礼；换个僧服，就可以逃避赋税。
而封建纲常，儒家伦理，这是政治基础；赋税，这是财政收入，经济基础，这两个都是封建王朝的命根子动不得。但是佛教首先就触动了这两个命根子。所以傅奕的立场首先就很明确，保护民族文化，维护封建统治，保护社会生产力，这首先就能赢得统治者的支持。
而且傅奕痛斥佛教迷信，愚弄百姓，骗人钱财，讲什么布施一钱，会有万倍回报；给斋饭一天，能有百日之粮，如何兑现？“万倍回报，百日之粮”，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因为这个事他们吃的心安理得。吃你的是给你积福，那这到底是谁施舍谁呀。所以傅奕说这根本是没法兑现的事！分明是不想劳动，骗人钱财，骗吃骗喝的一种把戏，想不劳而获的一种骗术，还愚弄别人说是积德，“随使愚迷，妄求功德”；而且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贫富贵贱，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却要说什么前世罪孽，拿这些没法兑现的东西来妖言惑众，惹得一群稀里糊涂的人不做实事，“虚规”将来之福；而且犯了罪过，念个佛经，就可以逃避刑罚，“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这是对法纪的蔑视。所以傅奕认为这真是“满纸荒唐言”，实在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这是什么？理论基础，用唯物主义对付唯心主义。
所以傅奕主要阐述三个观点，第一，代表炎黄子孙，保护民族文化，坚持中国学术传统，保证儒家和道教的正统地位；第二，代表儒士，维护封建纲常，儒家伦理，保护封建统治；第三点，代表政府，代表封建统治力量，保护生产力，保证国家财赋，保护统治者的剥削基础和经济利益；这几点都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需求出发，这就是傅奕的三个代表，三大观点。
而且傅奕不光指出不足，还有改进方法。“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什么意思呢？你出家，我让你成家，和尚和尼姑配对生子。这招就用的不光狠，而且损，直破佛家大忌。因为连出行这样的事，尼姑也只能和商人在一起，不能和和尚同行，你傅奕的建议是让僧尼匹配，生育男女。所以说相当损，这就是傅奕的一大解决方法。
那么傅奕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这个事呢？这是由傅奕的身份决定的，第一，傅奕是一个儒学之士，儒家讲的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必须出来做事，而佛家只讲个人修行，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就让很多儒者不爽。而且佛教剃头，断绝父子、君臣关系，又和儒家讲求的孝道有冲突，这又让很多儒士不爽。而且一个人一出家就不从事社会生产，要靠社会供给，这就对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这还让很多儒士不爽，所以中国的儒士对待佛教就是爱者爱，恨者恨，比如玄奘出家，比如傅奕辟佛；第二，按照佛教记载傅奕是个道士出身，曾经做过道士后来还俗。而佛教与道教之间一直矛盾不断，所以傅奕不可避免的对佛教存有敌对态度。但是这点季羡林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季羡林先生认为傅奕并不是一个道士，只是因为写过一本《老子注》，佛教徒就称他为道士，其中有可能有污蔑的意思，是“人身攻击”。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因为身份不重要，我们看的是对不对；第三，傅奕在朝为官，是个公务员。身为人臣，当然要为社稷稳定考虑，要为皇上做事，首先就是维护封建纲常和保护生产力，而这两个碰不得的东西恰恰是我摸不得和尚摸得，这一摸的结果是什么？江山易姓，改朝换代。傅奕认为“六朝祚短，悉因信佛，梁武、齐襄，足为名镜。”什么意思呢？把这些朝代灭亡的原因全都推到信佛身上，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和尚害国；第四，傅奕是个无神论者，是太史令，主管天文和历法，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古代科学家，天文学家。所以无论从那一点上来讲，傅奕都强力反佛，大喊把佛教赶回天竺去，“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勿度小秃，长揖国家。”什么意思呢？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但是宣传是需要阵地的，这就是舆论战，历来的舆论宣传阵地无非两个，一个是官方，一个是民间。所以傅奕的宣传就有两大阵地，一是朝廷，二是社会。朝廷取得官方支持，社会赢得群众基础。所以傅奕不光在朝廷里反佛，还在社会上广播言论，制造舆论导向。在社会上的言论就没有那么文明了，可以说是流氓用语，痞子习气。说“秃丁邪戒，胡妖浪语，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西域胡者，恶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犹毛臊，人面而兽心，土枭道人，驴骡四色，贪逆之恶种。”这简直就是破口大骂，人身攻击到了极点。所以爱者爱，恨者恨，隋文帝杨坚的“乐闻钟声”，到了傅奕这里就是“曲类蛙歌”。
但是老百姓们喜欢“流行话”，而且越痞越好，只要说着上口，就能流传。所以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是舆论哗然，社会上马上刮起了一阵鄙视和歧视僧尼的风气，歧视到什么程度了呢？“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巷子里，酒桌上，无不谈论的是“秃丁、胡鬼”，这两个词就是傅奕发明的。真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可谓危急矣，第一，失去了政府支持，第二，失去了群众基础。两大阵地皆失利，怎么办？第一，表示强烈谴责，第二，进行及时澄清，第三，予以坚决反击。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跳出来了，“大骂”傅奕“轻辱圣人，言词切害，下愚之甚，恶之极也，罪莫大焉！”说从天地初开以来，就没有像傅奕这样愚蠢和狂悖的人。对这件事情表示强烈谴责。同时做《破邪论》对傅奕予的观点予以澄清和反击。
这个人是谁呢？法琳。
法琳是个什么人呢？原来是个和尚，中间做过道士，后来又做回了和尚。而且好儒学，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全才，佛、道、儒无所不通。因为在傅奕辟佛事件中首当其冲，驳斥傅奕，被誉为“护法菩萨”，是当时的护法首领。因为无所不通，所以法琳的文章能引据各方经典，比如《破邪论》就引据孔子、老子推敬佛教的中国古代传说，用傅奕的学说破斥傅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傅奕不是儒学吗，不是道学吗，好，我就用你们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来说说孔子、老子是怎么敬佛的。孔子、老子都推敬佛教，你还有什么说的，针对傅奕的驳佛说一一驳斥。这个书一出来之后，虞世南就首先为之作序，虞世南是谁呢？名人，书法家，深谙王羲之的书法。而唐朝的时候，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以书圣王羲之的书体为楷模，所以虞世南的字书就非常流行，李世民就曾经说过“远学王羲之，进学虞世南”，所以虞世南的字迹在民间是相当流行，那都是收藏品。所以这个书一出来之后，因为法琳精通佛、儒、道，本来这本书就文辞优美，强劲有力，再加上虞世南的序，马上就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风靡一时，成了“畅销书”，对佛教在社会上挽回了一定的局面。
同样，法琳也是两大阵地，取得了群众基础，还需赢得官方支持。朝中力量首先就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但是对于这两个人的态度又不一样，李建成信佛，所以寻求支持。李世民不信佛，只求不反对，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反对本身就已经是支持了。所以《破邪论》一完成，首先就上书李建成和李世民。对太子李建成的说法是“殿下往借三归，久资十善”，什么意思呢？拉关系，套近乎，殿下本来就信佛，所以这次也要支持我。对李世民是什么呢？歌功颂德，并没有说信佛的事，所以可见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最起码是不鼓励。
公元623年，太子李建成奏上法琳所著《破邪论》。而朝臣之中也只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反佛，其他的大臣都反对，这下高祖才搁置了废佛之事。
但是傅奕会善罢甘休吗？不会。
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傅奕再次上疏，请废佛法，废僧尼，减塔寺，并且总结出废佛的“益国利民十一条”。
但是这个事情也因为朝中大臣的反对和僧侣的驳斥而不得实行。沙门明概著作《决对论》指责傅奕毁谤佛法八事。
而且同年，因为突厥的举国入侵，朝廷曾要求京城佛寺挑选千员骁勇彪悍的僧人充军抵御突厥，因为朝中大臣的谏阻，才没有实行。对于突厥的屡次侵犯，有人就上奏李渊，说为什么突厥总是侵犯我们，因为我们有钱啊，我们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且我们的人口和财富都集中在长安，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还怎么抢啊，没得抢就不抢了吗，不抢不就没有侵犯了吗，如果我们一把火把长安烧了，我们不在这里定都，他们还有必要打吗，侵犯自然就平息了。对这个观点李渊是认可的，《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上以为然”，对呀，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然后马上派中书侍郎出去考察，找一个可以定都的地方，准备迁都。
所以唐初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长安在烧与不烧之间，佛教在废与不废之间，都在皇帝一念之间，命悬一线，摇摆不定。
对于长安烧还是不烧，有三派意见。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赞同，这是一派，持支持票；另有一派是知道这样不行但是不敢说，这是一派，中立，不说话，持弃权票，基本上就等于赞同；最后一派就是以秦王李世民为代表的反对派。李世民什么意见呢？李世民说这是扯淡，这都什么逻辑呀。我们的富裕不是别人侵略的理由，你不能因为我们有钱你就要抢我们，你应该自力更生吗。主权不应该得到侵犯，财产不应该被侵占，国家不应该被侵略，你不应该玩躲猫猫，你退一步他们就会进两步，你让一寸他们就会进一尺，这是得寸进尺，只会增加敌人的嚣张气焰。你如果是战略性撤退，那可以，但问题是你不是。所以我们不应该退，我们应该战，资源不能等着来抢，资源要利用。不就是个胡寇吗！怕他作甚。既然我们地大物博，既然我们人口众多，既然我们资源丰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怕他，没有理由吗，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可以利用起来打他吗，干吗还等着他来抢呢。但是人多并不代表力量大，老百姓只有成为兵才有战斗力。李世民马上就说，“何况我们还兵强马壮，陛下圣明英武，创立江山，统辖中国，拥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怎么能够因为胡寇骚扰我们，就迁都躲避呢，这不是给国家蒙羞吗，给陛下落下笑柄吗。陛下不还有儿臣我吗，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有决心消灭匈奴，何况我还愧居藩王之位！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我定把颉利的人头带来。如果不成，再迁都，也为时不晚。”这是何等气魄，对于这段话，李渊只说了一个字，“善”。
所以领导人的决策是很重要的。长安因为李世民的反对而没有烧，也没有迁都。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朝两任统治者对突厥的态度，李渊，“躲”；李世民，“战”，完全相反。但是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什么呢，佛教还在废与不废之间飘摇，而且那个“可怕”的傅奕还在继续。玄奘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来到长安的。
公元625年，唐高祖武德八年，玄奘到达长安，住大觉寺。
然而就在玄奘到达长安的同一年，又一件事情一石激起千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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