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佛门
公元604年和公元605年，即隋文帝仁寿四年和隋炀帝大业元年两年，陈家接连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宋氏辞世，二是陈惠辞官。这两件事情对陈祎来说的影响一是没了母亲，二是没了收入保障，从此家道渐贫。一前一后，犹如雪上加霜。尤其是宋氏的辞世，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是沉痛的打击。公元604年，宋氏辞世，辞世的原因是生病，因病亡故，自此五岁的玄奘没了母亲。
但是陈惠为什么要辞官呢？而且时间就选择在宋氏辞世之后。举其原因，三点：社会原因，家庭原因和自身原因。
公元604年，隋朝社会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从次年年号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公元604年是隋文帝仁寿四年，到了公元605年就成了隋炀帝大业元年。什么事呢？64岁的隋文帝杨坚被自己最宠爱的儿子杨广杀死，其影响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即位。这位皇帝的名声不太好，有人将他与秦始皇、商纣王并列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暴君。隋炀帝即位的结果是隋末社会更加腐败，官场混乱，政治黑暗，这是社会原因。一个好人在这样这样一个官场上是很难混下去的。如果不同流合污，只能选择辞官。孔子都说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所以这样一个社会，对于陈惠这样一个“英洁有雅操……好儒者之容”的人来说，肯定是辞官隐居，这是由他的自身原因决定的。
自身原因有两点：第一，不肯同流合污，但又无可奈何；第二，没有兴趣，也力不从心。陈惠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也不会在这样一个腐败的官场做官。他看不上，瞧不起，但是又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看不下去又制止不了，只能辞官隐居。其次他没有兴趣，《慈恩传》的记载是“性恬简，无务荣进”，本来对做官就没有什么兴趣，何况是一个黑暗的官场。而且他也力不从心，年龄比较大。陈祎出生的时候陈惠已经五十多岁，现在又过了五年，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官场上的是是非非对这样一个年龄的人来说，或许有点力不从心。不想干又不能干的结果就是不干，所以萌生退意。
家庭原因是宋氏辞世，陈祎年幼。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如果宋氏还在，陈惠的辞官不会这么快，如果陈祎能够照顾自己，陈惠的辞官或许会推迟几年，可惜陈祎不能照顾自己。宋氏的辞世除了给家庭带来沉重的悲痛之外，留下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陈祎谁照顾。一个五岁的孩子如果失去了母爱，又得不到父爱，这个孩子会怎样。这是最直接的问题，所以陈惠辞官。
但是我们说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商量的，陈惠是县令，一县之长，面对这上面几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家庭问题的时候完全能够另外找寻方法。宋氏辞世，陈祎没有人照顾，找个保姆可不可以，带在身边自己照顾行不行，送到“托儿所”也可以吗，活着如果他相信那个梦那就应该把陈祎送到寺院而不是辞官对不对。实在不行自己纳个妾也可以吗，这样一来自己有了妻子，孩子也有了人照顾。同样以一个县长的品牌和号召力，这个事情也不难。
可是有这么多选择陈惠都不选择，还是选择辞官。为什么？为了陈祎，这是他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对陈祎的爱。这个已经没了母爱的孩子应该得到完整的父爱，只有用这种完整的父爱才能稍稍的缓解孩子失去母亲的痛。
有些事情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不好。可以交给别人照顾，但那样或许只能长大成人，而不能长大成才。望子成龙绝对不是望着孩子在保姆手里成龙，那样只能望眼欲穿，关键时刻就得自己上。每个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最好，熊妈妈说熊宝宝最漂亮，羊妈妈说羊宝宝最漂亮，狼妈妈说狼宝宝最漂亮，袋鼠妈妈说袋鼠宝宝最漂亮。但是你能把羊宝宝交给狼妈妈看管吗！
何况陈祎生来就有宝相，临产绮梦，凤凰鸣叫，相士说“成就非同凡响”，怎么成就非同凡响？这就需要关心，需要照顾，需要培养，需要爱。现在已经失去母爱了，你还放心把这么一个成就非同凡响的孩儿交给别人照顾吗，别人能教好吗？没有正确的学习引导，学习的结果就得不到保证。就像有人学完“司马光砸缸”之后，你问他如果有人再掉水缸里怎么办，他告诉你“找司马光呀”。为什么呢？“司马光砸缸”呀。司马光砸缸，你写《资治通鉴》呀！找司马光来砸缸，上哪找去？难道还把司马光从地底下叫出来。所以说同样一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都是盲人摸象。如何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引导就是教育的责任，是学了皮毛还是学了精髓，是学了现象还是学了内涵，关键是给孩子一个怎样的引导，所以孩子的教育很重要，而基础教育更为重要，这是陈惠的担心。
没有纳妾也说明陈惠对这个家庭的爱，对宋氏的爱，对陈祎的爱。而且陈惠也没有在混乱的隋末政坛上挣到多少钱，不是挣不到，而是不想捞，只拿工资不贪污，他能挣多少钱。讲求操守，淡泊名利，在这样一个年代就显得难能可贵。不是说别人贪污，我就可以搞外快；别人不秉公执法，我就可以玩忽职守；别人不坚守岗位，我就可以擅自离职；别人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他落网你也要跟着进去。榜样要向好的看，学好不学坏，哪里有向小人看齐的。要看齐也要有点水准吗，讲点品味吗，以君子为榜样，向君子看齐吗，行正道。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本来就难走，就更不应该设碍，所以执法部门要为我们把这条路铺平，打通，减少阻碍，让人们往这条路上走起来容易。否则当大道不好走的时候有些人就要走小道，正道不好走的时候有些人就要走邪道。但是我们说不能因为正确的事情有困难我们就不干，正道是沧桑我们就不走，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把这条路走到头。陈惠就给我们做了榜样，现在的有些人就需要学习这种精神，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看别人挣来点钱，就不管好赖，自己也上，是正道吗？心安吗？昧着良心的钱能挣吗？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失去失去一个做好人的机会。
陈惠就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正直，具孔孟之道，行君子之礼，而这恰恰为陈祎做了榜样。所以我们说陈惠辞官和辞官时间的选择，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家庭原因。
在社会原因，家庭原因，自身原因等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公元605年，陈惠辞官。
辞官也有影响，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导致家境贫寒。本来就没有多少钱，辞官就更没了收入来源，工作保障。这样一个祖祖辈辈世代为官的家庭，到后来却是家境贫寒，可见这一家人的清廉，钱不是弄不到，只是不想弄。虽然没留下钱，却留下了名声，这对陈祎的影响非常大。精神也是一笔财富，父母是最直接的榜样，我们给孩子树立了一个什么榜样自己要清楚。金钱是“鱼”，精神是“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钱再多最终也是会花完的，古人都知道不要金子要点金术。
陈祎祖上留给他的就是这样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陈祎的教育和自己的仕途之间，陈惠选择了教育。
陈惠好儒者之容，熟悉的是儒家经典，教育当然也是从儒家学说开始。在中国古代，学前教育有两本必读书，一本是《论语》，一本是《孝经》。《论语》是儒家经典，《孝经》是道德典范。“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孔圣人这句话把“孝”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所以《孝经》就成了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汉代的时候，贵族子弟入学首先读《论语》和《孝经》，到了唐代以后，就成了家庭必读书，人手一册，学校里还要进行深入学习。《孝经》这本书在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多位帝王专门为《孝经》作注作序，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在今天西安碑林还可以看到李隆基为《孝经》做的石刻原序。可见古人对《孝经》的重视。陈祎当然也要学《孝经》。
陈祎八岁的时候，陈惠开始讲授《孝经》。第一章就是曾子避席。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孔子和学生曾参在屋子里聊天，孔子问曾参说“你知道什么是孝吗？”曾参一听老师问话，马上站起来双手放在胸前恭恭敬敬的说“不才，不知，请老师教诲。”孔子说“孝是德的根本。”一看，曾参还在那站着呢，说“你坐，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然后就具体说什么是孝这一类的话。
那么曾子为什么要站起来呢？尊重，表示对老师的尊重。按照古人的礼仪“凡师有问必避而起答”，就是老师一旦要问你什么问题，你必须恭恭敬敬的站起来回答。实际上就类似我们现在学生上课提问要举手，回答问题要从座位上站起来是一样的，是一种礼貌和美德，表示尊重。因为古人不像我们现在上课有凳子课桌，古人都是席地而坐，所以听老师教诲的时候就站起来，这叫做离席，恭恭敬敬的侧立在旁边，这叫做避席。这就是讲的曾子避席。
陈惠刚讲到曾子避席这，正接着要往下讲，还没讲呢，陈祎马上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陈惠就看不明白了，你什么意思，你要干嘛，上厕所还是哪里不舒服？陈祎说“避席”，答曰“曾子闻师命避席，今奉慈训，岂宜安坐。”曾子一听老师问话都马上站起来，避席而立，我现在听父亲教导，怎么还能坐着呢。这是什么领悟力啊，举一反三，学一知十，活学现用，这可比那个找司马光砸缸的厉害多了，是真正学到了精髓上。就连陈惠自己都没有想到。所以《慈恩传》用了三个字做记载：“父甚悦”，非常高兴。紧接着，《慈恩传》说“知其必成”，知道这孩子一定能有所成就。马上“召宗人语之”，把这个事情告诉给家族里的人，所有人都“皆贺曰：此公之扬乌也。”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有三点发现，第一，陈祎聪慧；第二，陈惠讲的都是儒家经典，至于佛理学说，陈祎从来没有学过，陈惠也从来没有讲过，至少我们从现有史料中没有看到，这种儒家思想对陈祎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便后来出家为僧，在他的思想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儒家思想；第三，陈惠对待宋氏那个梦的态度不以为然，他认为陈祎的青春绝不应该由一个梦来做主，否则他应该讲“佛经”而不是《孝经》，应该送到寺院里去学习而不是辞官做家庭教育。
童年的陈祎早早就明白事理，表现的不是一般孩子的幼稚，而是一个人的认真。《慈恩传》的记载是“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阛圚（音huán huì，指街市）之门；虽钟鼓嘈囋（音cáo zàn，指喧闹）于通衢（音qú，四通八达的大路），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其未尝出也。”不受干扰，不凑热闹，管你外边天大热闹，敲锣还是打鼓，唱歌还是演戏，跟我没关系。也不交童幼之党。什么叫童幼之党呢？就是那些不学无术，整天比谁家的车子好，谁家的房子大，谁的玩具多，老是缠着爸爸妈妈买东西的那些人。当然我们说这不是孩子的错，是父母的错，没有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比，比什么呢？比自己，比成绩吗。按理来说一个好的家庭资本更应该有一个好成绩吗，最起码你衣食无忧吗，你不能天鹅生一个鸡蛋，结果成了丑小鸭。这些人陈祎是不交的。这其实也符合了儒家学说的原则，孔子都说了“无友不如己者”，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可见儒家学说对陈祎的影响。那么陈祎他不看热闹干什么呢？学习。学习也不是什么都学，有原则，“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备通经典，爱古尚贤”，都是向那些大圣人看齐。这就是陈祎小时候的性格和原则。这种性格和原则对他后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性格就形成在他童年的时候。当别的孩子游玩在钟鼓之间、百戏之中时，陈祎陶醉在自己的雅正之籍，圣哲之风里，都乐在其中。不同的童年，就有不一样的成年。这种差别现在看不出来，慢慢就会体现出来。
我的童年谁做主，这也是今天社会上对童年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还孩子以天性，给孩子以童年；另一种声音说，给他一个童年，我就欠他一个成年。都是爱，很矛盾；都是关怀，有冲突。所以有人说父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可大多数父母没经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但也不完全是，不有爷爷奶奶吗！可以找自己的爸爸妈妈问吗。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童年，怎么定义童年，童年应该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孩子就是无忧无虑，童年就是快乐，孩子就是玩，玩就是孩子的天性。谁说的？成年人说的那是成年人的理解，孩子说的那它不一定是真话。不能和孩子一样天真的就信以为真。有些事情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玩当然可以，怎么玩？玩什么？玩不能贪玩，学不能死学。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要正确的做事。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是要通过玩的方式启发智慧。如果只是玩，那玩物丧志。
童年应该快乐这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错在大家认为快乐的方式就是玩。快乐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呀，为什么学习就不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呢？为什么学习就一定是一种负担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不就是捉迷藏游戏吗，这不就很快乐吗，我们就在书本里找黄金屋，找颜如玉，有何不可？为什么要头悬梁锥刺股。那归根结底还是教育问题，体制问题，思想问题。
父母不可能一辈子照顾孩子，也不可能照顾孩子一辈子。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以分离为目的爱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一个成功的父母是让孩子独立，自己照顾自己，而不是看父母多有本事，能照顾他一辈子，这是失败。就像怀胎十月要生出来，乳养两年要断奶，你不可能让他永远呆在肚子里，永远吃奶。孩子要长大，长大不是身体的长大，年龄的变老，而是心智的成熟，性格的独立。必要的时候就要“断奶”，这些都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的独立生存。现在有些孩子年龄很大心智不成熟，依然不能独立生活，生理上断奶，心理上没有断奶。教育孩子不是养宠物，整天跟在屁股后面。很多父母把为孩子操劳当作自己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自己很幸福也很很陶醉，可这对孩子是不幸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能什么都管着，也不能什么都惯着，什么事情只要他做的健康就可以。一个人健康不只是身体健康，而是身心健康。
当然，我不是儿童教育专家，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但是即便专家的意见也仅供参考吧，孩子是父母的，不是某些专家的。而且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个体差异。
陈祎的童年就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雅正之籍圣哲之风中，父亲的谆谆教导中，他的玩耍就是读书，书本就是玩具。可陈惠教的都是儒家学说，比如《论语》，比如《孝经》。陈祎也是“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完全是一副儒家学派。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个儒家学派的孩子，他是怎么出的家呢？
《续高僧传》的说法是“少罹（音lí，指遭受苦难，灾难，忧患。）穷酷 ”。“少”就是年幼；“罹”就是有苦难；“穷”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贫穷的意思，第二种解释是无路可走，走投无路的意思，这里两种意思都有，而且相辅相成，互相增进；“酷”是用来形容“穷”的程度，非常，极其的意思。就是说正是因为陈祎年经尚小，又遭受苦难，实在是走投无路，所以才出家。
那么他爸爸呢？死了。公元609年，陈惠辞世。灾难又一次降临在年仅十岁的陈祎身上。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任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这话说的很漂亮，也很残酷，你不能反过来讲。孟子的原意是化悲痛为力量，痛定思痛向前看。结果有些人理解成了什么呢？成大事就要死父母，降大任就要父母双亡。为什么我没有成大事？就是因为我父母还健在。这就有点吧无聊当有趣，误入歧途了。就像有段时间有些学生写作文，明明父母还健在，非要说得了癌症，自己成了孤儿；明明父母在办公室，非要说卖红薯。孟子的话有他的意义，但是要正确理解，不是每个成大事的人都要父母双亡，每个伟人都得是穷苦人家出身，每个获奖作文都必须父母得癌症。作文不是小说，父母不能乱说，人家那是真情实感，你那是胡编乱造。孟子这话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但不一定要经历生死离别，非人的磨难。
悲痛是迫不得已，生死离别谁都不愿意。五岁失母，十岁丧父，童年的陈祎又一次经历了生死离别这人世间最大的苦痛。我们只能用孟子的话稍稍安慰陈祎幼小的却遭受重创的心灵。
陈惠辞世除了带给陈祎巨大的悲痛之外，留下一个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就是陈祎的生存问题和教育问题，十岁的陈祎谁来照顾。这个事情落在了在净土寺出家的陈素的身上。失去双亲的陈祎只能被回家奔丧的二哥陈素也就是长捷法师带往净土寺。这便是与佛再结缘。
从此，十岁的玄奘开始走进寺院，但这个时候陈祎还并不是一个僧人，只是随二哥入住净土寺，顶多算一个少年行者 ，留发不剃发，着俗服不穿僧衣。也就是这个时候宋氏的那个梦才隐约有点影子，看到点希望。
但是走进寺院并不代表步入佛门，宋氏的这个梦要变成现实还有两个问题，第一，陈祎想出家吗？第二，出家容易吗？
首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出家容易吗？不容易。僧人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和尚，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做和尚。出家是有条件的：
第一，国家要许可，出家要办证：不是你剃个光头就是和尚，穿个袈裟就是僧人，要有证书，只有经过许可才能出家，私度要受惩罚，是犯罪。证书由谁颁给呢？国家。所谓国家就是朝廷，朝廷也就是皇帝，就是说出家要得到皇帝的批准。那为什么出家还要皇帝批准呢？说来话长，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佛教大概是在两汉时期 传入中国，经西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传入之后，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在华夏大地上开出佛花，结出佛果。正在一派繁荣的时候，又遇霜冷。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皇帝喜好和政治需要，或被限制，或被扶持，或被消灭。其中最著名的灭法事件就是“三武一宗 ”，佛教徒称之为是法难。
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手段残忍，打击最大。“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所有的佛经佛像不管什么情况都烧毁，所有的僧人不分年龄大小都活埋。所以搞的是“土木官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那为什么北魏太武帝要灭佛呢？根本原因是个人信仰的改变，直接原因是佛教也有问题，或者说某些佛教徒有问题。太武帝早年信佛，但是后来受到寇谦之的影响入了道教，成了一个道教徒，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寇谦之自称是太上老君任命的新天师，他倒不主张排佛，但是他推荐给太武帝的那个司徒崔浩却是一个思想偏激的人物，整天在太武帝耳边吹风，挑拨教唆。这样就使得太武帝对佛教的成见越来越大。事情也巧了，有一次太武帝征讨叛乱，路过长安一家寺院的时候，发现里面藏有大量的武器和金银财宝，这就造成了太武帝灭佛的直接原因。第一，藏有武器说明你勾结反叛；第二，藏有财富说明你与贵族阶级有所勾通。无论从那一点上来说都与佛教主张的观点不相符，属于非“法”，太武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加上崔浩的煽动，于是灭法。
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建德三年，也就是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强制灭佛。但是政策上只毁经像不杀人，勒令还俗，而且为了缓和舆论，也对道教有所限制。“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到了建德六年，即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灭了齐国之后，把齐地的僧人都召集到殿堂里，宣布废佛。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慧远的和尚就跳出来说“你持王力自在，破灭三宝 ，是邪见人。将受阿鼻地狱之苦。”三宝也就是指佛教，具体的说是佛教里面讲的僧宝、佛宝、经宝，阿鼻地狱就是十八层地狱，是佛教里面说的最底层的地狱，是佛教宇宙观中最苦、最黑暗的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这个地方没人想去，但这位皇帝的回答却也很有意思：“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只要能让百姓康乐，我下地狱也没有关系呀。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门风范。按照牟钟践、张践先生《中国宗教通史》的说法：“周武灭佛，使北方过分膨胀的佛教狂热有所降温，全国教徒人数再未上过两百万。”
到了隋朝时期，佛教之所以能够盛行，得到迅速发展，一方面是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得益于当局的支持，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大力扶持和发展。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就说“佛教之再张，实有赖于随之高祖。”那么杨坚为什么要发展佛教呢？因为杨坚和佛有缘，“盖杨坚之诞生，传言有尼名智仙护持之，故早信佛法。”
据说杨坚出生的时候满屋红光流照，紫气萦绕。紫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的衣服都变成了紫色，简直就是一派帝王之象。其实是傍晚十分，落日余晖。杨坚出生的时候正值三伏天，天气很热，母亲给他扇扇子，可是这孩子不嫌热却怕冷，冷到什么程度呢？“寒甚几绝”。天明明很热，这孩子却冷的不行，可能就是感冒发烧，说不定甲流。这可把杨坚父母吓坏了，刚才还是帝王之象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这不开玩笑吗，有没有搞错呀，怎么办？送医院。正在这个时候从东边来了一个尼姑，“无因而至”，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来了。来了干什么呢？跟杨坚父母要孩子。说你们这个孩子你们不用担心，他不是一般人，有菩萨保佑，不会有事，只是不能生活在俗世间，需要我带去抚养，给我吧。然后就伸手要抱孩子。杨坚父母会给吗？肯定不会。你谁呀？人家正要送医院，你突然过来说这么一通莫名其妙的话，谁信？没人相信。借你吉言，请你走开。没有那个父母会把自己的孩子给一个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抚养，杨坚父母也一样。可是杨坚喜欢那尼姑，一看见尼姑就笑，一不见尼姑就哭。没有办法，杨坚父母只能让这个尼姑来抚养。但是有条件，可以给你养，不能带到什么山上，否则谁知道你会把孩子怎么样。于是杨坚父母就在自家宅院里划出一块地来作寺院，开一小门相通。但是条件互相讲，尼姑同意也有条件，小门可以开，但未经允许禁止入内。这样陈坚一出生就被尼姑带着，过着出家人的生活，吃斋奉佛，一直到十三岁。
这种童年生活对杨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最直接影响就有三个：第一，不好色。古代皇帝不好色的很少，但杨坚不好色。后宫三千佳丽，杨坚只与独孤皇后终守一生，可以讲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是杨坚非常骄傲的一个事情，杨坚就曾经说过“前代皇帝内宠太多，我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必然和睦相处，不会像前朝那样发生争权夺位。”但是事情那里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不但不和睦，自己还被儿子杀死；第二，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过苦日子。简朴的原因按照杨坚自己的说法是“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者。”表面上看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江山永固，政治稳定。但他又说过“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就是节俭出来的钱是为了什么呢？供奉寺院。这就是童年生活对他的第三个影响，信佛，杨坚信佛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以至于后来当了皇帝，不好歌舞，“乐闻钟声”，有事没事就想敲钟，但是他喜欢敲钟却没有给自己敲响警钟，自己选的那个接班人就有问题，而且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说其实杨坚时期就已经给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童年生活使得杨坚多次宣扬“我兴由佛法”，这是一种敬奉，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实际上是古代皇帝“君权神授论”的一个变种。古代皇帝不管自己信不信神，都要给自己找一个神仙靠山，比如李渊找太上老君，杨坚找佛。杨坚一上位之后，就广兴佛法，大兴佛事。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只要是与佛事相关，不论公私，一律奖励。所以这个时候出家是很容易的。当时的情况是僧侣“上不朝天子，下不让诸侯，寸绢不输官府，斗米不进公仓。”一切都成了纯收入。这样优厚的待遇就使得很多人出家为僧。这样一来就有两点影响：第一，组织不纯。巨大的诱惑使得很多人出家的目的不纯，动机不良。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弘扬佛法，而是求得生存，过上好日子。这就使得佛教徒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第二，国家不强。因为僧人是不工作的，不上税的，不用当兵的，所以出家人的增多就和国家劳动力，兵力之间形成冲突，实际上就是僧侣集团和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人力资源争夺战。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信仰是可怕的，但是一个国家的人都去信仰了也是可怕的，谁来干活呢？僧侣要靠施舍，大家都去做和尚了，谁施舍呢？没有了施主的和尚还怎么做呢？人人都想做和尚，谁来当施主。而且国家的建设是需要劳动力的，国家保卫需要兵力，没有劳动力就没有了财政收入，没有了兵力就不够强盛。
到了隋炀帝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隋炀帝是个什么人呢？史书上记载的有名的坏皇帝，是个暴君，以荒淫骄奢著称。是个非常矛盾的人，这个人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即位前后的矛盾，第二是行为和信仰上的矛盾。
即位前是个好孩子，表现好，修养高，是个乖宝宝。父母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怎么能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高兴他就怎么来。隋文帝不好色，独孤也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所以杨广就只有一个女人，仆人们都是又老又丑。隋文帝勤俭，独孤不喜欢男人花天酒地，杨广就不参加娱乐活动。屋子里放了一把琴，琴上没有琴弦，而且沾满尘土，什么意思呢？从来不摸这东西。到处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副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的形象，一个接班人的形象。但是，这都是伪装的，都是精心设计的，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不喜欢美女，都藏起来了；不是不喜欢娱乐活动，暗地里就搞狂欢派对。但是没人知道，搞的滴水不漏。所以深得隋文帝夫妇喜欢，也深得朝中大臣的赞扬，上上下下都说好。每个人都说好的结果是什么呢？杀父屠兄，荼毒百姓，一上位就先去找垂涎已久的文帝的宠妃陈夫人。陈夫人当时正在上厕所，结果这家伙从后面一把抱住人家，害的陈夫人屁股都没擦哭哭啼啼的跑到隋文帝那里去告状，说太子羞辱他。杨坚这个时候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他后悔了，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等待他的只有死，马上就被杨广密谋害死，陈夫人还是囊中之物。
这就是杨广的本来面目。一上位就把长期压抑的恶劣行径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什么事都和杨坚反着来，杨坚节俭他铺张，杨坚不好色他妻妾成群，生活腐化。讲排场，摆阔气，出险招，不按套路出牌，比如下扬州的时候，船不用浆滑，用人拉，以为这样才显得够排场。每次出行都有宫女上千陪伴，兵士上万护驾，整天花天酒地，简直就是个纨绔子弟。但唯独在信佛这件事上和老爸杨坚保持高度统一。但是，形式一样，本质不同。杨坚信佛是感恩，杨广信佛是赎罪。杨广一方面在生活上极度荒淫糜烂，另一方面却在信仰上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就是他信仰和行为上的矛盾。但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就像有些人干了坏事去求佛拜菩萨，以为烧了香，磕了头就没事了。或者干一件坏事然后做点好事以为相互抵消，这其实都是心理上的一种自我安慰。坏事就是坏事，再多的好事也不会抹掉你所做的坏事。杨广就是这样一种心理，杀父屠兄，荒淫无耻，生活低级趣味。所以他要去拜佛，要借弘扬佛法祈求佛祖的原谅和保护。但是佛祖怎么会保佑呢。所谓做善事不是到寺院里烧点香就叫善事。所以杨坚这样的人没人会保佑他，是自取灭亡。其实天理自在，公道自在人心。你要是做好事，不求佛佛也会保佑你的，你要是干坏事，求佛佛也不保佑你。菩萨不是混黑社会的，给点香火钱就保佑你；佛不是开黑店的，你捐一座庙我就睁一眼闭一眼。
杨广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花天酒地的结果是百姓倾家荡产，他荒淫奢侈的结果百姓叫苦连天。所以这个时候百姓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家。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出家的人多了，劳动力就减少，劳动力一减少，纳税人就变少，纳税人一减少，税收就要加重，税收一加重，更多的人又去出家。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杨广的利益，没人缴税财政收入就要减少，财政一减少流到杨广自己口袋里的钱就要减少。杨广说这不行啊，你们都去念经了，我喝西北风啊，没有钱我还怎么挥霍，怎么享乐，怎么去治理国家，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所以杨广马上做出指示：以后出家的，要考试；以前出家的，要检视。制定了两项政策，第一，建立僧籍制度，持证上岗，计划出家。以后朝廷每过一段时间给出一定的剃度名额，各地按照这个名额“招僧”。具体时间大概是每三年一次，而且名额不多；第二，原来出家的，要重新检视。考试不合格要还俗。怎么考呢？背经，什么标准呢？三百页。六十岁以下的僧人如果能背诵三百页佛经，那你继续当和尚。背不下来你就还俗。所以隋炀帝把“度僧”制度化了之后，俗人进入佛教的门槛就马上提高，出家首先要由朝廷审核资格，只有审核通过才能剃度出家。出家之后要颁发学僧证，也就是度牒。私度不行，私度是重罪，要受刑罚。
这就是出家不容易的第一点原因：国家要许可，出家要办证。
第二，要考试：僧籍制度建立以后，出家就变成了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机会难得，名额有限，为了公平起见那就要考试。考试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考试；第二，考什么？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需要推选。一般是各个寺院推举自家寺院中符合年龄条件和考试条件的人选。比如年龄要满十三岁，学业要达到几年等等。只有被推举，你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否则连考场都进不了。
考试考什么呢？第一，诵经；第二，面试。诵经有三方面考察，第一是考察识字能力，看你能念多少卷经，能不能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否则谁知道你念的什么经，佛祖都不知道你念的什么经；第二是考察书写能力，能抄多少经卷；第三考察记忆能力，能背诵多少卷经。这是僧人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也就是所谓的“诵业”。这个考完之后就进入“面”试阶段：看长相，讲“品评”。这是当时社会的潜规则，魏晋时期留下的遗风。一个人的仕途怎么样，首先看这个人的长相怎么样。长的不好就要靠边站，当和尚也很难。比如东晋高僧道安，道安十岁就熟读“四书五经、诗书礼乐记”倒背如流，十二岁就被以天才儿童的身份挑选到寺院出家为僧。但是道安实在太丑了，瘦小黝黑，其貌不扬，又不善言语，看着呆呆笨笨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神童。《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就说他“形貌甚陋”，丑的不得了。结果一到寺院，住持就说“你也是天才儿童啊，啊，好好好，那边有块地，你去种地吧。”不被重视。但是道安这个确实有才，《道安传》说他“神智聪敏”，梁启超说假使我们国家没有道安这个人，能不能称为大国，我都不敢说（“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有才。可是有才又能怎么样呢，长的不好只能去种地。所以古人对相貌是很重视的。佛教更是这样子，虽然佛教宣称“众生平等”，但那只是“佛性”上的平等，但“人性”上并不平等。这就像我们说人人平等，其实是讲“人性”上的平等，而不是“人生”上的平等一样。人生并不平等，儒家一直以来不断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有贵贱，人性是否有贵贱？所以儒家首先是承认人生是有贵贱的，同样是人命运各有不同，人生不会一样。这就是现实。所以佛教也是一样，所谓“佛性”平等是说大家都能成佛，这点是一样的，但是成佛之前作为人还是有区别的，这就不会平等，世上也没有绝对的平等。所以当时的寺院里面也是存在阶级性的，有阶级就有压迫，有些寺院的住持和高级僧侣实际上就是僧侣地主阶级。他们说了算，长的不好就只能去种去种地。所以首先你要有才，其次你要有貌，品才兼貌，这样才有可能出家。
第三点出家不容易的原因是竞争激烈：政局腐败，社会黑暗，就使得更多的人去出家。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竞争就比较激烈。同时做和尚是一份很有“钱”途的职业，随着佛教的发展，僧侣人数的增多，寺院就有了独立经济，占有土地，还有租赁权，比如把空闲的土地租给农民然后从中收取租金。而且国家补贴，官员资助，百姓施舍，不用交税，只进不出，成了纯收入。所以在当时看来这就是一个金饭碗。据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之财，佛占七八”，百分之八十的财富都在寺院里，相当有钱。所以做了和尚之后就不用为生计发愁，这样一种形势下就使的更多的人想去做和尚，不管是什么原因就使得人数剧增，人数多，机会少，诱惑大，竞争激烈，出家难。社会黑暗，干什么都难，生活不易，出家也难。
对于陈祎来说更难。因为出家首先就和儒家孝道有冲突，比如剃头，就是个“头”等大事。
孔子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而孝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子说这是“孝之始也”，孝里面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按照孔子的说法，剃头就是不孝！不孝就是没德！脑袋上的事没有小事，“头”等大事，动不得。你还敢剃吗，这是动本。这段话记载在陈祎的启蒙读物《孝经》里，八岁的时候他就读过，而且还仿照曾子避席，可见这个事情他很清楚，那么现在怎么办呢，这就直接和儒家孝道产生冲突。
而且当时有种罪刑就叫髡 刑，什么意思呢？剃光头。文革的时候也搞过，搞个阴阳头。这是一种精神侮辱，道德惩罚，身体上不痛不痒，精神上却百般煎熬，是耻辱，侮辱你。陈寔就因为被陷害遭人髡过。这是侮辱儒家的最好方法，可见古代儒学之士对头发的重视。封建时期儒家对佛教的攻击首先就是从头发开始的，认为佛教徒剃光头，这本来就是不孝，而且不结婚，还断绝社会关系，这是大不孝。所以当时儒家就蔑称僧人是“髡人”。可见脑袋上的事还真不能拍脑袋决定，要深思熟虑。
曹操也髡过，只不过曹操是自己髡自己。曹操有一次行军，路过一片麦田，看见麦子已经成熟但却无人收割，就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这是好事，保护人民群众的生产资料。所有的人都下马，一手扶着麦子，一手牵着马，小心翼翼的走过。结果曹操自己的马，因为眼生，受到麦田里一群鸟的惊吓，一头就扎到麦田里去了。这家伙可有好戏看了，曹操的马践踏了麦田怎么办？曹操说行刑吧。执法人员就说“那……那怎么可以呢！古者《春秋》有云‘法不加尊者，刑不上大夫’，丞相统领大军，岂可议罪”。曹操说好吧，那既然《春秋》都这么说了，我就免死吧，这样吧，我割一把头发。说完，就唰的一下用剑割下自己的一缕头发，扔在地上说“割发权代首”。能代替吗？能。“割发权代首”的结果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说明大家相信。所以说头发和脑袋是一样的。
到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也是一样，割了头发，那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说是钱太爷的大儿子，因为上过洋学堂，去过东洋，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辫子一不见的结果是母亲大哭了十几场，老婆跳了三回井，自己没办法又弄了头假发，带了条假辫子，这才相安无事。但这么一来阿Q不高兴了，说“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这就是头发的重要性，是有没有做人的资格，老婆要是不跳第四回井，都不是好女人。
所以说头等大事，头发也不是小事，小看不得。陈祎现在要出家，他首先就必须面对儒家孝道和落发为僧之间的矛盾问题。
那么陈祎想出家吗？想，也没有选择。第一，年龄尚小；第二，父母双亡；第三，长捷把他带到寺院里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出家。《慈恩传》的记载是“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诣道场，教诵习经业。”可见目的是很明确的。
儒家孝道和佛教伦理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现在才有，古已有之，任何一个出家人都会遇到，所以陈祎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佛教来说未必是一个什么问题。否则佛教不会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压力下一直发展下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而且长捷能出家，他肯定会做陈祎的思想工作。寺院生活也使得陈祎对儒家孝道和佛教伦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佛教也讲孝道，只是形式不同。同时佛教学说和寺院生活对陈祎悲痛的心灵有一定的化解作用。这就使得陈祎相信佛教能够帮助人们减轻痛苦，能够帮助人们走向幸福，所以陈祎想出家。他的出家没有一丝杂念，是真正对佛理的研究，对佛教的信仰，是他的志向。
想出家得有机会。终于，机会来了。
公元612年，隋炀帝大业八年，朝廷下诏，在洛阳度僧十四 人。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跟陈祎没关系。首先他没有被推荐，其次他不符合年龄条件。当时被推荐的人有数百人之多，没有陈祎，原因是年龄太小。你再优秀不给你机会你有什么办法，连考场门都进不了你又能怎么样。
怎么办呢？如果等下一次机会那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而且到时候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政策年年在变，天知道以后是什么情况，所以机会来了就要抓住。但是当机会遇到现实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当你什么条件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机会没了；当机会来的时候，又不符合条件。怎么办？
《慈恩传》的记载是“立于公门之侧”，站在考场门口。什么原因呢？不清楚。什么目的呢？《慈恩传》没说。但是《慈恩传》没说，我们可以做分析，两种可能：好奇心和不甘心，凑热闹和找机会。好奇心就不可能了，因为“虽钟鼓嘈囋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其未尝出也。”所以肯定不是凑热闹。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不甘心和找机会。站在考场门口等待机会。这是一种绝不放弃的精神。机会是给每个人的，不做你怎么知道没有机会呢。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想不想抓住。
陈祎当然想抓住了，所以他在考场门口一直磨磨蹭蹭不肯走，把握机会的时候也在寻找机会，寻找机会的时候也在创造机会。
终于，机会又来了。
这个时候恰好从考场里面走出来一个人，谁？主考官大理寺卿 郑善果，隋炀帝派往洛阳度僧的考试委员会 。
郑善果一出来就马上注意到了陈祎，主动询问。为什么呢？第一，陈祎站的位置很明显，容易被发现。说不定就直接跑到郑善果的面前去了。因为陈祎的目的就是暴露自己，寻求机会，所以肯定要站到一个容易被发现的地方。想做事就要想好怎么做事，既然想被发现那就要站的位置明显；第二，陈祎年龄小。一个青壮年人站在哪里，估计郑善果会叫保安；第三，郑善果这个人有魏晋之风，“知士之鉴”，看一个人的长相就知道这个人将来怎么样。陈祎又长的很漂亮，《慈恩传》的记载是“眉目疏朗，美丽如画”，所以这么漂亮一个孩子一下子就吸引了郑善果的注意，马上就勾起了郑善果的专业病，进行“面试”。
“子为谁家？”你是谁家的孩子呀？
陈祎怎么回答呢？“答以氏族”，从祖上三代说起。这个回答就非常漂亮。郑善果马上就知道了，名门之后，难怪这么有气质。“求度耶？”你来这里是想出家吗？
“然。”是的，“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只是学习时间比较短，业绩比较浅，所以没有参加考试的机会。直接就把你接下来的问题都回答了，不等你问。因为接下来郑善果的问题肯定是，那你为什么不进去面试呢。有些事情不需要等着别人再来问，直接给出答案。
为什么要出家呢？出家想干什么呢？“意何所为？”
“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这个回答就相当的漂亮，震撼。回答的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第一，逻辑清晰，从远的讲，我要继承释迦摩尼的事业，从近的讲，我要光大佛法；第二，志向宏大，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利益计较，纯粹是个人信仰；第三，这么宏大，这么逻辑清晰的话，竟然是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的。这就不得了。一个漂亮的人说这么漂亮的一个话，又碰到一个懂得欣赏漂亮的人，其结果可想而知，也是漂亮的。这种人你不让他当和尚，什么样的人你让他当和尚。其结果破格录取，从一个没有考试资格只能在考场外徘徊的编外分子成了一个保送僧。《慈恩传》的记载是“果深嘉其志”，太佩服了，“又贤其器貌”，又看他长的很漂亮，“故特而取之”。考都不用考，直接晋级。
如果说隋炀帝下诏度僧是等来的机会，那么在考场外徘徊就是寻找机会，与郑善果交流就是创造机会。不要总等着天上掉下个机会砸到你，万一是高空坠物，砸伤了怎么办。机会不只是等出来的，也是找出来的，创造出来的。
郑善果这几个问题从企业招聘角度来看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问题介绍一下你自己，第二个问题你来干什么，第三个问题你为什么应聘我们单位。这其实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问题，但是平常之中见功力，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能看出人的功力。简单的问题，平常的对话，这本身就是一次面试了。我们一直说机会机会，什么是机会，这就是机会，机会就在我们平常的做事中，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陈祎的这几个回答，相当的出色，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不打一点折扣，第一个回答表明身份；第二个回答表明目的；第三个回答表明志向。我出家不是利益诱惑，是从佛法的根本上去光大佛法，层层递进，逻辑清晰。所以他才被破格录取。
但是毕竟整个洛阳就只有十四个名额，这样的录取合适吗？其他考官就有质疑，郑善果的意见是合适，“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毕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就是诵书念经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骨子里的这种精神和气度就太难得了，如果剃度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是佛教的大人物，只怕是我们年纪大了，看不到那天，但是这种人才，不可遗失啊！
公元612年，陈祎成为洛阳地区仅有的十四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十三岁。成为国家正式认可的僧人，剃度出家，登记在册，法号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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