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何来
据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就有可能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蝴蝶效应。讲的是事物之间关联的“可能”性,这个“可能”后来衍生了很多版本,传着传着就砍去了尾巴,掐掉了“可能”,成了必然。比如“北京人打个喷嚏,就足以使纽约产生一场暴风雨。”就从“可能”变成了“足以”。如果真是这样子,就不会有徐志摩潇洒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早就被人当恐怖分子抓走了,还敢给你机会潇洒。蝴蝶效应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多方面条件综合的结果。这只巴西的蝴蝶轻拍翅膀只是其中一个输入条件,是个导火索,就像炮仗一样,能量全在炸药里,而不在引子上,巧就巧在这只蝴蝶点燃了这支炮仗。
1963年美国人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N.Lorenz)提出这个现代观点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心想“还有这事?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就能导致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绝不可能。但是美国人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不相信你慢慢想,告诉你,1963年你们发现的这个什么蝴蝶效应,中国人早就发现了,远古时代就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神仙的法术是什么,龙王打个喷嚏就是一场雨,这就是“蝴蝶效应”,或者说是“喷嚏效应”。如果说这是神话,那么从哲学上来说,先哲们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且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具体的说,中国三千年前的周王朝就已经很蝴蝶了。
公元前1027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中国,甲寅岁四月八日这一天,突然,暴风骤雨,河水泛滥,山崩地裂,所有的宫殿房屋都剧烈震动,天空中还有几道五色光气急速划过,把西方照耀的一片通红,好像“2012”提前到来。周昭王就看不懂了,是不是算错了,日子还没到呀,什么意思呢这是?马上告诉太史苏由,“快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又有哪里的蝴蝶拍动翅膀?告诉它们,不要乱拍,乱拍翅膀是很危险的。”
“啊,这次这个不是蝴蝶,是人,‘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苏由说。
“怎么又改人了呢?‘于天下如何?’”对天下有什么影响呢?周昭王问。
“没有影响。但一千年以后,圣人教化的道法将流传至此。”
“哎呀,苏由啊,你太有才了,这也扯太远了。来人,把这个事情刻在石头上,埋在南郊,千年以后,观其真伪。”
怎么能没有影响呢,没几天周昭王就死了,从此周王朝就衰败了。西方有圣人出现这也纯粹是扯淡,而且扯远了,一扯就扯到西方,扯到一千年以后去了,眼前的事你都没搞明白你还想一千年以后的事。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印度生了一个孩子,中国发生了的一场地震。”是“圣人效应”,比美国人的蝴蝶效应整整早了近三千年。所以三千年前的周王朝就已经很蝴蝶了,就开始做他的蝴蝶梦,用蝴蝶效应解释这个世界了,此事记载于《周书异记》。
这个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再扯一扯。八十年之后,到了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这天,突然间暴风骤起,发损人舍,折伤树木,山川大地,剧烈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是圣人灭度了。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圣人是谁?他干吗要跟中国过不去。非要给周王朝震这么两下,出生的时候震一下,临终的时候震一下,他什么意思?想干吗?哪我们就有必要“人肉”一下。
人肉的结果就是四月八日这一天,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也就是今天尼泊尔的泰来地区,确实有一个孩子出生。但是你要说他是圣人,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都替我们回答了,没有天生的圣人。事在人为,种子还要看你种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呢。所以圣人有,可能将来是,但现在只是个婴儿。只是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第一,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当时上流社会的王室贵族,叫做净饭王,所以这个孩子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第二,一生下来就会走路,会说话,而且一说话就说“大话”,向东南西北各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届之苦,吾当安之。”这个孩子是谁呢?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释迦牟尼。
这是谁人肉的结果?《周书异记》。可靠吗?不可靠。《周书异记》被历史学家定位为伪书,来历不明,缺乏历史依据。所谓“圣人效应”也是子虚乌有,胡编乱造,纯粹恶搞。苏由没说过这话,释迦牟尼也跟这事没关系。首先不存在“作案”动机,释迦牟尼出生于印度,干吗要跟中国过不去,没有必要;其次办事风格不对,行为方式不匹配。因为当时周王朝的现象是什么呢?天阴云黑,暴风骤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大地震动。这是流氓行径,妖怪作风。因为我们看《西游记》,妖怪来的时候才是黑风阵阵,乌烟瘴气,他开拖拉机来的;但是神仙都是很潇洒的,都是很安静的,是坐高级轿车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天儿是那么蓝,花儿是那么香,草儿是那么绿,踏一朵祥云,飘然而至,安静,和谐。不会搞的兴师动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不是神仙风格。神仙是来搞建设的,妖怪才是来搞破坏的。况且我佛大慈大悲,不会干这种事。再者,不存在“作案”时机,释迦牟尼是在周昭王数百年之后的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才出生的,时间上对不上。
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一个人来到一棵毕钵 罗树下,盘腿而坐,立下誓言,说“我要是想不明白,我就绝不站起来。”想什么呢?佛性,真理,人生。然后任凭黑夜白天,风吹雨打,电闪雷鸣,蚊虫叮咬,虎豹出没,鸟在头上飞过,也不管过往的是美女还是帅哥,奔驰还是宝马,反正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到了第四十九天,启明星刚刚出现的时候,忽然睁开眼睛,大彻大悟,说“星星知我心”,于是就站起来了。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这棵树就是菩提树,这天就是成道日,从此佛教诞生。
而公元后六世纪,中国唐朝,一位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佛教大师诞生,他就是玄奘。释迦牟尼公元前六世纪悟道成佛,玄奘公元后六世纪出生生,时间之巧,令人惊诧。
公元600年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河南偃师缑 氏镇陈河村,县太令陈惠 的妻子宋氏临产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在将来的某一天身着白衣欲向西去。宋氏很疑惑,说“你是我的孩子,你要干什么去呢?”(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白衣人答:“为求法故去。”
白衣人就是玄奘,这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某种因缘,但是这个梦却很奇怪。
第一,当时宋氏家中已有三子一女 ,而宋氏梦中的白衣人不是老大,不是老二,也不是老三,恰恰是肚子里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这很奇怪,孩子还没有出生,你怎么知道是男是女?你怎么知道他将来长什么样子?但是宋氏梦中的这个人就是个男子,这说明宋氏知道自己怀的是个男孩,难道她有高科技。而且宋氏竟然也认得这个西行求法的人,并且认定就是自己的孩子,她是怎么知道的?
第二,为什么是西去,不是东去;为什么是求法,不是悟道。这说明宋氏知道佛法西来,这个孩子将来要入佛门,她怎么知道的,这很奇怪;
第三,这个梦是个断梦,残梦,不完整的梦。因为这个梦只回答了两个问题,干什么去,到哪里去。但是什么时间去,怎么去,和谁去并没有回答。而这几个问题同样重要。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梦后来成真了,这个孩子真的去西去求法了,而且这几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在后面也有了答案。这就给这件事情增加了很多传奇色彩,甚至是神话色彩。
这件事情记载在《慈恩传》第一卷,《慈恩传》讲完这个事情之后,紧跟着就给了一个结论说“此则游方之先兆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来干什么已经确定,职业是僧人,工作是求法,这就是他一生的事业和追求。难道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慈恩传》的结论是“是”。但是这是知道结果之后才给的结论,属于附会说法,靠不住。没有谁的出生是有什么目的性的。如果说这个梦就注定着玄奘要西行求法,那么我要问谁注定的,他老爸还是他老妈?如果你要说都不是,是神仙注定的。那这个神仙就太不地道,太没意思了,你说人家生个孩子,你还非要把你的意志强加给人家,那到底是你的孩子还是人家的孩子!你把人那儿当托儿所呢!
所以我认为梦是真的,但《慈恩传》的结论站不住脚。因为高僧不妄语,慧立关于这个梦的记载的不会有假,但结论未必正确。因为事实是陈述,结论是推理,逻辑性的东西不能以妄语论。输入数据一样,计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这个梦不但不是预示着玄奘要西游,反而是要阻止玄奘西游。因为,第一,僧人的梦和俗人的梦是不一样。僧人的梦是托梦,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交流的渠道。因为一般情况下你见不到菩萨看不到佛,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情况想要跟菩萨反映,有什么话想要跟佛说,或者菩萨想要给你委派个任务,传达个指示,怎么办?告诉你的好方法,回家去睡觉,做个好梦,梦里见。所以梦是僧人和组织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渠道之一,上级指示,精神传达,重要信息的传递,都是靠做梦。但是俗人就不一样了,俗人的梦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跟别人没关系,做自己的梦。宋氏就是一个“俗人”(这里的俗人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种低级趣味,“俗不可耐”的俗,而是“世俗”的俗。字一样,意思不同,是相对于脱离世俗关系的出家人而言,所以这里的俗人指的是在世俗间还有世俗关系的人,非出家人。)所以她的梦没有这么多意思。
那么宋氏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两点原因,第一,社会原因;第二,家庭原因。社会原因就是当时的隋朝社会,因为隋文帝的发扬和南北朝的统一,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立刻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出家热。当时的情况是出家很时尚,做和尚很“时髦”,僧人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所以宋氏不免耳有所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宋氏的二儿子陈素就顺应社会的大潮流早年出家为僧,法号长捷法师,具体时间不祥,原因呢也不清楚,但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母子不能相见,这是宋氏的一块心病。所以按理来说,宋氏梦中的白衣人应该是二子陈素才更合情理。但可惜不是,白衣人就是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这是她的家庭原因,恰恰是因为宋氏担心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将来也要赶时髦,随大流,出家当和尚,又一个母子不能相见,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而且我们从对话上来看,“你是我的孩子,你要干什么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依稀慈母泪”不忍离别的心情,所以宋氏首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西去。这是我认为《慈恩传》结论站不住脚的第二点原因,不是注定,也不是菩萨托梦,而是担心所致。
那么是不是说慧立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呢?也不是。有些东西可以有不同观点,不同理解,不是只有对错之分。为什么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角度不一样看到的事情就不一样,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同样一件事情,正面看是一个样子,反面看是一个样子,侧面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平视是一种景象,俯视是一种景象,仰视又是另外一种景象。看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你能说谁对谁错吗?不能,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比如说上世纪初,南开大学的经费需要向社会各界募捐,有的学生就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就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土浇出来的。”谁对谁错呢?有对有错吗?观点不同,同样正确。鲜花插在牛粪上,牛粪却滋养了鲜花,要是插在金子上,首先死的是鲜花,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牛粪放在金瓶里然后插上鲜花。
所以我主张看事情要有四度,第一,角度;第二,高度;第三,尺度;第四,态度,这叫做接人待物,做人处事的四度空间。而这其中又以态度最为重要。因为态度决定一切,不管尺度,高度,角度,最终都是由态度决定的,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就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他,就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他,就会用一个什么样高度去把握它。态度确定了,分寸也就掌握了。当然我们说除了态度,还有认知度,一个事情你认识不够,态度再好也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做事情必须把握的度,全面的做出一个客观判断。
而慧立的结论完全是由他的身份和立场决定的。慧立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僧人,然后是一个学生,再者还是一个粉丝,对玄奘的崇拜“弥坚弥远”。所以即便他要立志追求客观,也不可能客观。首先他不敢正视,是仰视,甚至仰视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仰视,而是偷偷的向上瞄几眼。其次他有宗教的宿命观,讲因缘,所以不自觉的就想到注定之类的因缘上去了,这是他的根本身份决定的。所以慧立说“此则游方之先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把这个梦看作是玄奘法师的不同之处,认为这些东西更能彰显法师显的神圣,有什么比生来伟大还伟大的呢。
但是慧立的这个理解,也是可以有不同看法的。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算作上是圣人?是一个生下来就是圣人的人呢,还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成就了不平凡的事的人呢?是一个有“神性”的人还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呢?是一个什么条件都给他准备好了的人呢,还是一个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呢?那当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更应该是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首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了不平凡的事迹,而不是因为他是神。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圣人,那么他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况且还没有什么人生来就是圣人的,“时势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时势”。所以不要去做什么“造圣”运动,打造一个“人造圣人”,给他增加一些非人的东西,打造的跟大家不一样,这些东西不但不能给他增彩,反而让他失色。越给一个人增加神性的的东西,就越减少这个人人性的伟大,减少他人性所散发出来的光辉。
但是不管结论如何,观点不同,注定还是不注定,这都是与佛初结缘。只是这个与佛结缘的人在出生的时候并不顺利。《西游记》的记载是: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
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
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
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
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泱。
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
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
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
复谒当今受主恩,凌烟阁上贤明响。
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
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做陈玄奘。
讲清楚了唐僧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前世是金蝉子,“只为无心听佛讲”就被“转托尘凡苦受磨”。这个在现在看来也是学生上课常有的事,有可能是孩子的原因,多动;也有可能是老师的原因,讲的不精彩,没有吸引力,结果是老师无错,学生有罪,金蝉子被贬下界,在凡间受磨难。可见佛祖的课堂纪律是多么严格。这是前世。到了今生,“投胎落地就逢凶”,父亲被打死,母亲被霸占,自己成了顺江而下的“江流儿”,一直漂流到了金山寺。
这是《西游记》的说法,是文学创作。真实的玄奘有一样的不顺利,但不一样的遭遇。真实的玄奘父亲不是状元,是县令,不叫陈光蕊,叫陈惠 ;母亲也不是宰相之女,而是洛州长史宋钦之女,不叫温娇,叫宋氏(真实名字史书上没有记载);更不存在恶人刘洪因为贪恋玄奘母亲的美貌,陡起狼心,杀死家僮,打死光蕊,一把抱住温娇说“你若从我,万事皆休!你若不从,一刀两断”。因为据史料记载,玄奘出生的时候父亲陈惠已是知天命之年,五十多岁。宋氏的年龄虽然没有确切记载,但她是陈惠的原配夫人,俩人一直相伴到老,家中已有三子一女,所以按照这个来推测,宋氏的年龄应该也在五十岁左右,属于一个中老年妇女。这么一个中老年妇女,刘洪抢回去干吗?当妈吗?当老母亲孝敬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我想他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嗜好,这个社会也没有那么和谐。而且据说宋氏怀有玄奘的时候身体欠佳,那么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身体欠佳的妇人,估计刘洪不会有兴趣,而且历史上也没有刘洪这个人,也不存在玄奘的父亲新婚之夜奔赴上任这事,玄奘的父亲一直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真实玄奘的不顺利在哪呢?第一,难产;第二,五岁丧母;第三,十岁丧父。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
农历三月初九 ,宋氏难产,当时情况非常危险,因为按照现代观点来说宋氏是高龄产妇,高龄产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何况当时宋氏身体欠佳。所以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所有的人一筹莫展。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有专门的产房,也没有专门的产院,打120更不可能。难道真的是“投胎落地就逢凶”,这个梦中的白衣人就这样难产,听天由命吗?
正当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只凤凰飞来了,在陈家上空鸣叫三声之后飞走。而这三声之后紧跟着就是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宋氏顺利生产,这个与佛初结缘的孩子顺利出生,取名陈祎(音yī,同“衣”)。
产前奇梦,产时凤鸣,慧立的结论是“此则游方之先兆也”,这是宿命论;我的观点是担心所致,这是标榜的唯物论。但是不管是宿命论还是唯物论都是以揣测论。当事人什么态度呢?宋氏怎么看待这个梦呢?她相信吗?
不能说不信。
梦这个东西有时候确实令人费解,即便在今天,有人做梦之后还要上网查一查什么意思,翻书找一找有没有什么说法。该不该出门,该不该做事,梦决定一切,这就有点较真了。做个好梦还好,欢天喜地,要是做个不好的,了不得了,灰心丧气,不知道该干嘛。这其实就是心理暗示,暗示的结果不自觉的,稀里糊涂的,迷离迷糊的就“拐了,拐了,卖了,卖了,被拐卖了”。不自然的就往这上面靠,朝那个弯转,然后就迷信了。这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缺乏一种科学观,没有用一个科学的解释,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而且我们说即便有解释也不能当真,因为那只是一家之言,周公解梦只是周公的解法,也只是周公的一家之言,还可以有赵公解梦吗,杨公解梦吗,乐意听那个听那个。
比如说有个故事,说一个秀才进京赶考,考试前两天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墙上种菜;第二个梦,梦见下雨天自己戴了斗笠还打伞;第三个梦,梦见自己跟心爱的表妹脱光了衣服躺在一起,结果背靠着背。这秀才就不明白了,什么意思呀?这一定是天要告诉我什么,告诉什么呢?天知道。怎么办呢?找人算卦。
算卦人说:“高墙上种菜,白费劲!戴斗笠打雨伞,多此一举!跟表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床上了却背靠背,表示没戏!”结论是“你回家去吧!” 秀才一听,心灰意冷,收拾行李,打包准备回家。
结果店主看到了说别呀,“墙上种菜说明你高种!戴斗笠打雨伞说明你有备无患!跟你表妹脱光了衣服却背靠背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到了!”结论是“一定要考!”
这话听的秀才是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有道理呀。于是精神振奋的去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探花。所以同样的一个事情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谁对?谁错? 所以这个故事说:积极的人,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想法决定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这个结论固然给的很漂亮,而且作者也给这个秀才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中了探花。但是这是作者的安排,真实什么样,谁知道呢?。
再来看这个故事,同样的梦,两种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解释,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没个说法,没个解释。一百个观众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里有一千种红楼梦,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对梦的解释,“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过都是痴人说梦。所以我的结论是做自己的梦,让别人猜去吧。
但是今天的有些人还在不停的去解梦,去看相,命是看相的看出来的吗?能看出来吗,很多都是整过容的,那不是本来面目。是做梦梦出来的吗?是算命先生算出来的吗?这不是一个梦幻世界,也不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命运不是求方程式,有唯一的解。他是存在变数的。
我们今天有些人对梦尚且如此,就更别说古人了。古人就更搞不懂了。比如说,人为什么犯困,为什么会睡觉,他们认为这是灵魂暂时离开了身体,死亡就是灵魂彻底的离开了身体,梦就是灵魂离开身体时的所见所闻。所以他们更相信梦,认为梦是有某种寓意的。
但是宋氏对这个梦的态度是:第一,不完全相信;第二,不完全不信。也就是说不迷信。
因为如果宋氏对这个梦完全相信的话,那孩子一出生她就应该把这个孩子送往寺院,陈河村旁边就是少林寺和灵谷寺,灵谷寺就是今天的玄奘寺,少林寺在玄奘后来的生活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不管是宋氏还是陈惠都没有把孩子送去出家,这就说明他们不完全相信。
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不信。因为如果宋氏对这个梦完全不信,一点不在乎,她不会说出来,更不会记载在《慈恩传》中。但是这个事情留传了下来,就恰恰说明在宋氏的心里这个梦是有那么一点影响的,她拿不准,捏不稳,搞不懂什么意思,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之中。
从陈祎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矛盾的心理。“袆”在读音上通“衣”,恰好与宋氏梦中的白衣人相符。但是“袆”在意思上又有“美好”的意思,按照商务印书馆《新华大字典》的解释:“袆”,形容词,“美好”的意思,多用于人名,如三国时的蜀人费祎。我们知道给孩子取名字是很多父母非常重视的事情,名字寄托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所以陈惠夫妇给孩子取名陈祎可以讲是煞费苦心,用尽心机,足以见其态度。取名陈祎就是希望,不管梦见什么,也不管孩子将来做什么,都是美好的,故作“陈祎”。
但是对于这个名字也有作者作“陈袆”,这里认为稍有不妥。因为按照《新华大字典》的解释,“袆”读音上通“辉”,这就与玄奘父亲的名字陈惠在读音上比较难以辨认,按照中国人的取名原则,不会这么取。而且参考季羡林先生《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季羡林卷》(安徽教育出版社),汤用彤 先生的《汤用彤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均做“陈祎”。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完全如此。比如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同一本书,武汉大学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就不一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作“陈祎”,但是前一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里面又是“陈袆”,参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汤用彤全集》第二卷“隋唐佛教史稿”和武大版是一致的,作“陈祎”。其他出版物更是各种版本。
那么这就有三种可能,第一,作者笔误,第二,出版社笔误,第三,各有失误。因为这两个字读音上完全不同,但写法上极为相似,笔画上就差一画,很容易出错,也很容易看错。我们不知道季老和汤老写书的时候是手写还是机打,如果是手写,再加之手写是草书,每个人草的方式又不一样,所以就很容易看错。到了出版社这里,结果可能又不相同。有可能作者原意是陈祎,结果出版社搞成了陈袆,也有可能作者原意是陈袆,出版社搞成了陈祎。所以按照这种分析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无法知道实际情况了,搞不清楚作者的原意是陈祎还是陈袆。但是虽然难以辨认,在我看来应该还是陈祎正解。
此处多说了几句,名字这个问题有多大?很大,人尚未出生就首先起名,你说有多大,你试着在某些场合将某些人的名字读错看看。所以对于名字的确认我认为没有“小题大作”,对此问题本文到此为止,这里不再占用太多篇幅。
因为出生时种种的事情,陈惠后来还专门找了一个相士给陈祎看相,相士连连称赞,结论是“此子宝相庄严,出生时有祥瑞庇佑,日后成就非同凡响。”成就什么非同凡响呢?没说。但是跟出家关系似乎不大,因为这个后来的佛学大师一开始就生在了一个传统的儒家家庭。
为什么说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家庭呢?因为这个家庭从祖上就没有一个佛教徒,都是儒学之士,而且都在朝廷里做官。只有陈祎的二哥陈素,早年出家净土寺,号长捷法师,原因不详。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一,一开始就说明了玄奘的家世:“法师讳 玄奘,俗姓陈,陈留人也。汉太丘长仲弓之后。”也就是说是东汉末年太丘长陈寔(音shí,同“实”)陈仲弓之后。陈寔是什么人呢?东汉颍川人,字仲弓,因为做过太丘县的县长,所以大家也叫他陈太丘。官衔不高,却为人津津乐道,奉为楷模,溢为文范先生,何德何能?
有人就拿这个问题去问他的儿子陈季方,说“你父亲有什么功德,敢享有天下美名?”季方说“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有什么功德。我父亲就像是泰山中的一棵桂树,桂树上面有万丈高峰,下面有不测深渊,它怎么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渊有多深呢?所以你要问我他老人家有什么功德,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有什么功德。”
这当然是季方谦虚了,也是儿子不敢对父亲妄加评论。那么谁能告诉我们呢?人民,人民才有发言权,老百姓的评价才是最大的认可,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季方不愿意说,我们让人民来说。
“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这就是人民的声音,群众的呼声。陈君就是陈寔,也就是说陈寔已经成为当时这个地方的最高道德判断标准,人们情愿受罚,也不愿意被陈寔说是他的不是,这是这个地方的群众对这位地方行政长官的最高认可。
为什么群众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因为陈寔“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公正,公平,公开,这样做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喊冤的,“退无怨者”,大家都心悦诚服,这就是信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大家相信陈寔的这杆秤公平,陈寔是为民当官,而不只是为朝廷当官,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
据说有一次,上头到太丘县视察工作,就有县吏担心有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上访,建议陈寔加以提防,不要让百姓抛头露面,没事都待在家里,制造一番和谐的景象。和谐没有错,问题是真和谐还是假和谐,可以制造和谐,但不能伪造和谐。在这些县吏看来,有人上访这是让上级领导不高兴的事,也是给太丘县和太丘长陈寔政绩上抹黑的事。但是陈寔不干。上头检查工作是听我们官员们在办公室里做汇报吗?是让我们带到一些好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多好吗?那我们直接发E-mail,搞视频会议吗,还让他们大老远的跑过来干什么呢。人民都被拘禁起来,这社会叫好吗,这是欺骗。不让百姓们上诉,这是镇压。镇压的结果是问题不断的积累,最终以一种不可收拾的方式爆发出来。对于问题不能压,不能堵,而在于疏导,让人民说话。上诉是为了求公道,正是因为理不能申,所以才要上讼,如果加以制止,百姓们理将何申,冤将何明?不要约束,也不要害怕,百姓上诉是他的权利,我们凭什么剥夺,做得好了,我们害怕有百姓上访吗?“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这是陈寔的原话。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听到这话之后说“县长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还会冤枉人吗,难道社会还会治理的不好吗,这社会还能不和谐吗!”果然没有一个人来上访。
这就是陈寔当官的秘诀,受人尊重的秘诀,被人奉为道德典范的原因,做官为民。正是因为这种态度,所以他的县里治理的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邻县的百姓都要跑来做他的县里的做他的县民。所以在他的治理下,社会团结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和谐。
实际上在现在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政府工作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物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其实就有点类似物业和业主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理念。实际上陈寔就是这么干的,用现代物业管理的方法来治理县城。
“梁上君子“这个典故也是来自陈寔。说是有一天晚上,陈寔发现屋梁上躲着一个小偷,不喊抓贼,而是把子孙们叫进来痛斥,严肃的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说:人一定要自勉,有些人呢有些毛病,但未必就是个坏人,只是平时不学好,就把坏毛病养成了习惯,比如说我们这位梁上君子(“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如梁上君子是矣!”)。说完就往梁上一指。当时这个小偷正在梁柱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突然被这么一指,差点没吓死,也不知道是跳下来的还是掉下来的。连连向陈寔磕头,认罪求饶。陈寔说“我看你也不像个坏人吗,要好好反省,弃恶从善。”原来这小偷家连年欠收,生活贫困,才当了小偷。当然这在我们现在看来也不能成为偷盗的理由,你再穷你不能偷别人的,你再没钱你不能抢别人的。陈寔见他确有悔改之心,就送给他两匹绢,叫他作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可见他是个人民的官,而不是管人民的官。这下太丘县很长时间没有发生盗窃案件。当然我们说陈县长是遇见了一个真小偷,偷不着了就走,只偷不抢,要是今天的盗贼,不知道陈太丘是否还有机会讲这么多道理,我们是否还能看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
陈寔以他的个人修养赢得了民心,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清官的榜样,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不光为自己留下了美名,也为后世流下了榜样。陈祎就从中受益。
不光陈太丘,陈祎的其他祖上也是清洁廉明,高风亮节,世代为官。高祖陈湛任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陈钦任北魏上党太守,征东将军,封南阳郡开国公;祖父陈康出任北齐国的文化教育部长,官至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和礼部侍郎,后来食邑河南。也就是在这一代陈家从颍川搬到了偃师缑氏;父亲陈惠据《慈恩传》的记载是“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形长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当时的人都把他比作东汉时期的郭有道,曾被举为孝廉,官任陈留县令和江陵县令。而且陈祎的母亲宋氏,生性温存贤淑,乐善好施,在乡亲中口碑非常好。
由此可见,陈家世代为官,都是儒学之士。那么一个传统的儒家家庭和官宦家庭的孩子为什么要出家呢?他是怎么走上出家这条路的呢?难道真的是命中注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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